今年是我父亲９９周年诞辰，去世３０周年祭日，值此父亲节到来之日，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中国地道的农民，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心地善良，惜老怜贫，为人正派，凡事不甘落后，解放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第一批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心为公，辛勤劳动，到了晚年还想入党。他常对我说：“为人要善良，要忠厚；对人要谦恭，不要有架子。”“要记住，骡子大了、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要永远记住别人的好，得恩不报非君子。”这些话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１９４４年我参加了儿童团，儿童团每天站岗放哨，开会唱歌。村长刘庆和与农会商量，应该教孩子们念书识字。那时村里没有学校，他就张罗着把地主的房子腾出了当教室，由他儿子刘昭昭当先生，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父亲听说村里要办学校，非常高兴。他对母亲说：“咱家祖祖辈辈没有读书人，把孩子送到东头学堂念书吧。”就这样，８岁那我开始上学。上学得起个大号，父亲说：“咱家穷，图个吉利，就叫孙厚金吧！”

　　上学那天我穿着母亲赶制的新衣，背着用碎花布缝制的书包，跟着父亲来到学校，见了先生。刘先生面相了我一会，对父亲说：“二哥，咱村读书人不多，过去只出过一个秀才。我看这孩子聪明，要在过去，准能考上举人。名字就叫孙厚举吧！”后来，我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也算应验了刘先生的预言吧。

　　是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供我上学，教我做人。打我上学后，父母省吃俭用，家里再穷再苦也供我上学，直到我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因为我是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父亲常为我感到骄傲。

　　父亲一生务农，他的唯一嗜好就是喜欢养鸟，到了老年兴趣不减。父亲从祖父那里学得扎纸绝活，扎得纸牛、纸马，如真的一般。他就是靠这点手艺，挣点零花钱，供我上学。

　　父亲辛苦一辈子，刚赶上好日子，却过早地离我而去，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遇到的第一劫难就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受尽凌辱，后来在军队的一次开拔中跳火车回到家中，才免于一死。父亲的第二劫难是生病，一想起父亲的病，我就揪心的难过。父亲一生得过三次大病，两次重病死里逃生，第三次患病却没有逃过厄运。

　　在我５岁那年（１９４２年），日本鬼子疯狂扫荡，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屋漏偏逢连阴雨”，头一年我哥哥和弟弟得了天花无钱医治而夭折，这一年我父亲害了一场大病。开始，他只感觉咽部不适，发炎、咳嗽、疼痛，他以为是受凉，没有当回事，照样起五更睡半夜去微山湖挖藕。后来嗓音嘶哑，嗓子红肿，吞咽困难，家人不知是什么病。那时农村没有西医，只有刘先生开的中药铺。刘先生只说是“上火”，开了几付中药，我父亲吃了也不管用。病情越来越严重，我母亲只有烧香磕头求神仙保佑。神婆说：“一天两遍把药淘，喝下保您病转轻，心诚则灵，心诚则灵！”每天，我母亲点上一炉香，手拿盛水的杯子在香头上一边低语一边摇晃，不一会她见水中有些沉淀物，便以为是神仙下的药，赶紧让父亲喝下。这样治了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且喉咙红肿，呼吸困难，危在旦夕。我父亲自知生命难保，便把我和母亲叫到床前，含泪对我说：“儿呀，你是咱家的独苗，今后全靠你了。我的病眼看难好，将来你要把这个家执撑起来。”说罢泪流满面，我和母亲也泣不成声。我母亲没有办法，只有不停地烧香磕头，哀求神仙保佑父亲的命。不知是“天无绝人之路”，还是神仙“显灵”，有一天早晨，我父亲只觉得口内恶臭，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向外吐脓血。脓血吐净，经过数日调养，我父亲的喉咙竟奇迹般的痊愈了。父亲病好后对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家再穷我也要供你念书，将来我一定会享你的福。”

　　在我７岁那年，村子里办了一座小学，我父亲第一个送我去学堂念书。几经周折我终于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父亲为我高兴，盼望早日享我的福。不料在我念大四（１９６３年）时，父亲得了一种怪病：他的脚后跟疼痛难忍，却又查不出毛病。乡村医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擦些红药水、紫药水消毒，吃些消炎片、止痛药，大夫束手无策，家里人干着急。父亲脚疼越来越严重，后来神经错乱，说胡话：“我是谁？我是某某大仙，我能登天，我能成神！”有时双目圆瞪，令人毛骨悚然；有时猛吃猛喝，食量吓人。这时我家的百年大柳树已经枯死，据说“柳树大仙”云游别处。我父亲脚跟疼极了，便开始怨天尤人，说什么“我家多年不供奉柳树大仙了，惹恼了他老人家这样惩罚我；医生无能，竟看不出我是什么病，让我活受罪。”这时我在北京读书，二弟在内蒙工作，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无个主事人，当时我妻子实在为难。我父亲万般无奈，他担心自己活不过５０岁，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神”的心上。于是我妻子烧香许愿：如能治好父亲的病，用乌猪白羊祭祀“柳树大仙”。由于我妻子的孝心和虔诚，我父亲心灵上受到很大安慰，精神放松，心态平衡，不知不觉脚疼减轻，年底竟能下床走路。他不知是精神的力量战胜了疾病，而相信是“柳树大仙”显灵。过年时还了愿，父亲才安生过日子。

　　１９６５年我在北京工作，父亲来我这里小住，我带他去北京某大医院看脚疼，人家一看父亲是农民，刚脱掉鞋，大夫嫌脚臭，把脸扭到一边，潦草地看了一眼，开了点药完事。父亲非常寒心，他对我说：“北京的大医院还不如乡下的小医院，这里的医生看不起咱农民。”

　　１９７６年我从北京调入华北油田工作，第二年我全家迁入油田，不久我的３个孩子相继参加工作，我家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时给父母寄些钱物，改善父母的生活。父母的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可是好景不长，厄运又降临到我父亲头上。

　　那是１９７９年，徐州地区肺结核普查队给村民检查身体，我父亲不幸查出患有肺结核。开始父亲不知肺结核是什么病，所以并不害怕。当他听别人说肺结核就是“肺痨”时，他坐立不安：我家对门邻居家贵是得肺痨死的，我的大舅也是得肺痨死的，那时肺痨是不治之症，他害怕极了。医务人员反复向他说明，如今治疗肺结核有特效药，只要按时吃药打针，很快就会痊愈，这时他才稍稍放宽心。这年我父亲６６岁，他想：“只要活到７０岁，我就没问题了。”他扳着指头算了算，我爷爷、我二爷，还有我的堂伯都活到七十八、九，其他老人都没超过７０岁。于是父亲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情趋于好转。那年冬天，我家的绵羊下崽，我父亲在草屋里守了一夜，结果受了凉，肺病复发，久治不愈。

　　１９８０年夏天，我父亲来油田治病。我带着他去医院作了全面检查，拍了Ｘ光胸片，发现我父亲有多种并发症：肺气肿、哮喘、肺心病、心力衰竭。我多方求医医治，终因父亲路途劳累，加上水土不服病情加重，而且日夜咳嗽、呼吸不畅。他怕死在外地，在我这里住了半个多月，非逼我送他回老家不可。我把父亲送到老家，给他留下一大笔钱，嘱咐三弟抓紧给父亲治疗，经济上有困难我想办法解决。父亲对我说：“我不怕死，只是我辛苦一辈子，现在连孙子都工作了，我该享福了，却要走了！”说完泪流满面。我心里非常难过，只有用好言安慰父亲，让他不要悲观，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会慢慢好起来。我走后，父亲的病时好时坏，终因农村医疗条件差和父亲思想负担重，成天担心活不过７０岁，１９８２年病情加重。我母亲见我父亲气息奄奄，心中悲痛欲绝，她想哭，一口气没上来竟先我父亲去世。３个小时后我父亲病故，享年６９岁。我感到悲哀，因为工作，没有在父母面前尽孝，临死前竟没有和父母见上最后一面。

　　现在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现在也是子孙满堂，过上了父母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儿子永远忘不了您，愿您在天之灵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