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部队复员回家后，就在家乡大队担任民兵营长。文革时期民兵训练频繁，父亲越来越感到身体很不适，有时感到胸痛、胸闷、气促，他不得不主动要求辞掉民兵营长职务。

　　好在父亲平常为人忠厚老实，见人总是和善的面容，言语甚少，与大队干部都相处融洽，群众印象更不用说，故父亲被大队安排较轻巧的事——大队综合厂会计。须知能胜任这一工作，毕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这得益于父亲在部队学习识字，掌握了一点文化知识。

　　父亲是兄弟姐妹八人中唯一参军的一个，服兵役时期正是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乡同样是逃不了这样的劫难，祖父便是这时积劳成疾，缺吃少穿，离开人世。当时，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嗅到了可乘之机，积极在台秣马厉兵，伺机反扑大陆。父亲所在工程兵部队在沿海积极备战，主要任务是用转机打隧道，为了抢时间，提高工程进度，所有转机都不带水进行作业。那时部队的装备落后，只有棉纱口罩防止灰尘。父亲后来跟我提过：两尺间距根本看不见人，到处都是弥漫的灰尘。父亲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又忠厚，总是扛着转机在隧道最深处打头阵。他的表现的到了部队首长的认可，复员证书上父亲已是副排长。

　　我记事以后，父亲留给我印象中除了消瘦的身影，病榻上的胸闷和气促难忍，至今难忘的是抱着病弱的身躯，正在综合厂上班时，问我“印”字左边有几横，那时我也刚识字，不知道有没有正确回答他。现在想来，从来没有跨过学校大门的父亲有这样的求知求实的念头，作为一名教师的我，总在思考着应该怎样才能肩负不误人子弟的职责。

　　人民公社时期的父亲，得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照，没有干过辛苦的田地重活，仅靠他的会计工分，及瘦弱身材的母亲参加的集体劳动工分，养活我们四个弟妹，生活是非常的艰难，我家年年只能是超支户。父亲每天早晨在生产队的豆腐作坊负责收钱，我大约七八岁吧，总是喜欢到作坊玩乐，主要是因为有时可得到刚出锅的带着热气的碎片豆干，噘着酥软可可的豆干，真是无比的惬意。长大后，似乎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口味似的豆干。

　　我也常常看到放在案上的钱盒，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这么多——，太好玩了，趁大人不注意，挑选大一点的硬币，一次只拿一两枚捏在手心，不知哪里找来的小布袋，全部放在里面藏好，竟然集了小半袋。我只是觉得好玩，也不知道用来购买每天趴在供销社柜台外，翘望的小小的圆形饼干。

　　父亲终于发觉了，重重的责罚，更是严厉的教导。钱被如数退还。父亲从来不拿集体一分钱，他经手的账目，从来没有丝毫差错，乡亲们说起父亲，多是同样的评价“老实”。

　　文革时期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幼小的伙伴们多喜欢到处玩耍，一次光着脚丫的我，踩上了大字报上掉落的图钉，由于嵌进的太深，实在疼得难忍，又不敢自己拔出，只得一路蹒跚，回到家，父亲看到后，将图钉用力拔出，不是安抚，却是呵斥，“这么小小的钉子，应自己拔出来”。我只是哭泣。后来懂得父亲是要我今后学会坚强，靠眼泪是解决不了困难与挫折。

　　记忆深刻的是父亲的病状，起初的干咳，胸闷，周边的医生多诊断为肺结核，吃了大量的中西药，总不见好转，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直到一天，父亲的一位战友寻来，见到父亲还健在，悲喜交加，告知了父亲，和他患的是同样的矽肺病，当年由于吸进了太多的灰尘所至。父亲当年的战友们或轻或重的患有此病，有的已经——。这位叔叔已是哽咽难言。

　　父亲从战友那里得知原来所在部队的联系地址，去信即得回复，邀父亲回部队就诊并安排抚恤。经诊断父亲已是矽肺病晚期，这种病直到现在也没有根治的良方，唯有回家疗养。部队派专人与地方民政部门协商，很快帮助解决了医疗及抚恤事宜。此后我时常拿着父亲的残废军人医疗证去公社医院拿药。计划经济的年代，猪肉可是紧销品，父亲也可以凭民政部门的照顾去食品站购买猪肉。我们兄妹四人的学杂费都全部减免。直到高中、师范我们只要是在校就读，抚恤金一直享用。政府给了我们一家太多的关照。

　　父亲病重时期，常常坐在床沿，呼吸困难，不能出言。几次三番后，父亲总是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听妈妈的话，老实做人。民政干部得知父亲的病情，帮助联系桐城军人疗养院，并派专车，由公社医院医生携带氧气袋护送至桐城。父亲上车时，一家人的送别竟然成了诀别，父亲在疗养院享受了几十天的厚待，便孤身一人离开人世。享年四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