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农民，但又是个与生俱来的书生，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磨难和坎坷，却一直酷爱文学，他读书和写作的故事演绎着历史的沧桑，每每想起，我便感慨万千。

　　父亲年少的时候，我们家处于被歧视、被凌辱的境况。当时家里的成分虽然是中农，但由于爷爷在解放前曾当过村长，被划为“伪人员”，奶奶又是“富农”家的女儿，加上家中势力单薄，只有父亲一根“独苗”，不能用“拳头”说话，所以每一次运动，爷爷和奶奶都是批斗的对象，整天生活在窘迫和惶恐中。久而久之，硬朗的爷爷抑郁成疾，一病不起。奶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旧时女子，个子细小，三寸金莲，做不了什么农活，一家三口“老弱病残”，日子的孤苦与艰辛可想而知。

　　父亲高小毕业，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个“文化人”，但实际上他只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书。先是读了一年级，后来村子里没有老师教书，就辍学在家放牛。他拿着课本在家里自学，到处找人求教，去外婆家走亲戚时，也趁机跟着表兄们到学校里当“旁听生”。读书成了平生最大的奢望。后来邻村的学校来了老师，父亲就跳级读了三年级。解放那一年，乡村教育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当地的“最高学府”——洮阳高小通过大规模的考试招录学生，方圆几十里年龄参差不齐的学子纷纷前去应考。只读完三年级的父亲，也跟着去“长见识”。不料，一考就考上了。当时，考试的人很多，一些读完四年级的学生也只考上了“预科”（要多读一年才算高小毕业），陪考的父亲侥幸地一考就中，成了当时传颂一时的佳话。提起父亲当年的考试，村里人至今还津津乐道。他们说，父亲没有学过乘除法，居然在考试时无师自通地拿乘法当加法做，拿除法当减法做，答案也做对了，真是个读书的天才。

　　父亲进了高小后，由于很多课程没有学过，懵懵懂懂跟着，读得很是吃力。后来，一个由工程师打成“右派”的老师教了他们的数学，他发现了父亲的勤奋好学，给了父亲一些做题的套路和公式，布置了很多拓展思维的练习题给父亲做，父亲忽然像开了天眼似的，成绩一路飙升，每次考试都在学校名列前茅。那些“鸡兔同笼问题”“行程问题”“浓度问题”“倍数问题”，父亲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他不但在我学数学时指点过我，就是在我儿子读小学时，也还能思路清晰地对外孙进行辅导，其功底的扎实令人叹服。我中考成绩能超出重点线１３０分，儿子高考又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这些幸运全靠数学带来的优势，而这优势又来自父亲给我们的遗传和熏陶。可以说，在我和儿子的学业上，父亲功不可没。

　　父亲不只是数学好，国文也好，他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学校朗读，一些文章还发表在当地报刊上。我常常想，凭着父亲这样的成绩和天赋，如果能够有机会继续读书，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技术精湛的工程师？治学严谨的教授？还是某家文学杂志的资深编辑？我相信，不管父亲从事什么工作，在业务上肯定是一把好手。

　　但命运过早地摧毁了父亲的求学梦和文学梦。高小毕业后，因为家庭贫困，１４岁的父亲不得不惆怅地告别校门，回到家乡。第一次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时，文弱的父亲连担子都不会挑，他做农活时笨拙的模样被村民们取笑了好一阵。

　　父亲是个自尊而敏感的人，他一边勤勉地跟老农学犁田种地，一边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和写作，希望有一天能凭自己的才华跳出农门。为了节省煤油钱，他经常借着月光爬格子，先后在《广西日报》、《桂林农民报》（后改为《桂林前进报》）、《民间故事》等报刊发表作品，多次被评为《广西日报》、《桂林农民报》、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一些新闻稿还被编辑当作范文在业余作者培训会上印发。

　　后来，父亲被推荐到一所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废寝忘食地备课上课，很受学生欢迎，成为当地有口皆碑的好老师。

　　文革后，父亲因是“伪村长”的儿子，又不善于投机和逢迎，被造反派赶回老家继续当农民。再后来，公社修电排，需要一个责任心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去做筹备工作，村委干部挑来选去，父亲成为他们的不贰人选，并承诺电排修好后安排父亲到电排工作。三年的电排修建，父亲餐风宿露，呕心沥血，满以为工程竣工后就可以吃上“国家粮”，但电排修好后，一位村委干部的胞弟代替父亲去培训学习了，父亲还一无所知地在工地上守着材料，直到替代他的人拿着通知书来报到了，父亲才如梦初醒。

　　“少壮年华如水流／人生风雨梦中浮／幼逢国难山河碎／时遇家贫衣食犹……执教数秋逢浩劫，电修三载守空楼……”父亲在他的诗中感叹命运的无常与无解，但感叹归感叹，无缘求学却喜好古典诗词的父亲骨子里有着古代知识分子“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的思想，所以，当县政府举全县之力修建源口水库时，他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水利建设事业中”。父亲白天与民工们一起挑片石、运河沙，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悄悄地躲在蚊帐里写诗稿，歌颂“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寄托乡村人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景。几个月后，父亲被“挖”到了水库建设指挥部从事后勤工作，兼写一些宣传报道和汇报材料。在很多人看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是一个“肥差”，掌管着工地几百号人的伙食开支，很有“捞头”。但父亲却秉公无私，没有赚公家半点便宜。其间，有人因为眼红，两次把父亲“换”了下来，但不久又被指挥部要了回去，理由是父亲“为人老实，做事踏实”。

　　父亲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工作”和“生产”，直到包产到户后成为一个“全职”农民。分到了“责任田”后，父亲既欣喜又担忧。欣喜的是，终于可以自由劳作了，不用像过去一样在生产队“仰人鼻息”；担忧的是，各家各户独立作业，犁耙耕播样样齐全，父亲这个“书呆子”做不做得下这份农活？这不仅仅关系温饱问题，也关系到“面子”问题。父亲暂时放下了不能当饭吃的“诗歌”，像学生领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认真地耕耘自己的责任田，披星戴月，不辞劳苦。在村子里，他与母亲是最勤劳最辛苦的，我家田间地头的杂草也是全村最少的。酷阳如火的夏季，别人还在午休，父亲与母亲就抬着打谷机去割禾了；夜幕降临，别人都在吃晚饭了，父亲与母亲还在田里插秧。有耕耘就有收获。我家的粮食年年丰产，生活渐渐地好起来，村里人也对父亲这个文弱书生刮目相看。

　　总以为把农活做得娴熟的父亲从此遗忘了那个不切现实的“文学梦”，但父亲的文学情结却是根深蒂固的。有一年，政府搞“农经调查”，对农村的人口、年收入等情况进行摸底，以自然村为单位绘制地图，并对各村的概况作简要说明。村委干部委托父亲协助这项工作。这本是极枯燥而繁琐的事，父亲却诗性大发。他除了一丝不苟地承担统计、绘图等工作，还结合各村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给每个村写了一首诗，或是绝句，或是律诗，韵律优美，生动贴切，深受群众的好评。那些诗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没有保存下来，但父亲的书卷气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亲手种稻谷的父亲居然分辨不出头糙米和二糙米。当时的农户，每年按规定交了公粮、余粮、定购粮后，还要在自愿的情况下交“超产粮”，“超产粮”的价格虽然比市场价便宜一些，但有化肥票，所以每一年我们家都要交很多“超产粮”，也算是为国家多作贡献。“超产粮”中头糙谷和二糙谷的价钱是不一样的（头糙米坚硬、粗糙、质地差，二糙米柔软、细腻、口感好），为了多卖一些钱，节俭的父亲总是把二糙谷卖了，留下头糙谷自己吃，他压根儿不认识“二糙米”长什么模样。后来，父亲跟我们住进城里，第一次到市场买米时，居然被小贩骗了，用很贵的价钱把头糙米买了回来。说起这事，我和先生常常笑话父亲，但父亲说，能吃饱就很好了，都是大米，哪一样不是吃？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父亲尊奉的人生信念。他是个身处社会最底层却追求精神世界的农民，虽然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农村，但内心一直没有荒芜。当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时，除了维持生计，还享受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快乐，他分不出大米的种类，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自豪。正像官场上很多有书生意气的文人，他们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地为民做事，想到的不是荣辱得失，而是“铁肩担道义”的责任。

　　对改革开放的政策，父亲打心眼拥护。这不仅因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还因为我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学，吃上了“国家粮”。他说，如果不是政策好，哪轮得上我们家的人出去工作？因此，对党和政府，父亲有一种真挚而朴素的感恩之心。我和先生把他接到城里后，他开始看书读报、关注时事，重新操起了“旧业”。可由于在农村闭塞了十几年，刚开始写作时找不到感觉，写出来的东西有着文革时期“假、大、空”的通病。父亲没有灰心，他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去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每天做完家务活就在房间里读书和写稿。渐渐地，父亲进入了状态，诗越写越好，《桂林日报》《桂林晚报》《老年知音》《广西老年报》等报刊都发表了他的诗作。１０多年来，他在各地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近百首（篇），在全国一些诗词大赛和楹联大赛中多次获奖，成为了中国诗词家协会、中国老年作家协会等团体的会员。

　　“老年写稿意如何／为爱读书兴趣多／立雪无门缘地僻／学诗有路得时和／家中静坐读新报／案上琢磨咏老歌／下里巴人堪作乐／雕虫小技漫吟哦”，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父亲创作过程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