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再次在梦里与我相见，他脸上略带笑意并不言语、沧桑中仍不乏从容，只是慈祥地凝视着我，我几次想开口问：为何如此决绝地抛下我们而去了天堂？梦中的我有口却不能言，虽在梦醒后，数次告诫自己，下次梦中无论如何都要问他，但都未能做到。次日，枕头的冰冷让我觉察到梦中的自己是那么无助、撕心裂肺地哭泣。父亲在梦里是那么的近，但我再也牵不到他那双粗糙而温暖的手；再也抓不紧他那衣襟的一角。所谓的父子一场：只能孤独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彼此的视线里。

　　父亲出生在沿海的一个小农村，祖辈数代务农，家境并不殷实。爷爷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血汗钱购买了一个牛栏。在“四清时期”，爷爷被误评为“富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允许个人拥有过多的额外财产，牛栏被公社没收了。同村中的另一户陈姓人家，心眼颇多，略耍一些伎俩，从公社那贱买下牛栏。当时对方于心不安，曾托熟人给爷爷送来了十块银元。农村中人做买卖讲究你情我愿、厚道。爷爷受不了这个气，不肯收下银元。而牛栏就这样被别人占为己有了，至今未归还。父亲竭尽所能、据理力争：曾写信到福建日报社反映问题并要求平反，结果可想而知－－－杳无音信。我内心中隐隐作痛的那块伤疤，也是祖辈们的心结———家产被他人不明不白地占有。父亲至始至终都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亲手把那个牛栏拿回。

　　父亲初小毕业，在村中算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打得一手好算盘；能制作闽剧台词的同步幻灯片；写得一手好字；还会修造木质渔船；可称得上心灵手巧。每每忆起父亲，我总觉得他为人过于温良恭谦俭让，他总是过多的迁就别人，以至于同宗族的个别叔伯都觉他好欺负。他习惯早起，打开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像虔诚的教徒在教堂里静心地聆听梵蒂冈教宗做弥撒；或收听其他的时政要闻。那台收音机的外壳是用黑色的牛皮包裹着，有着锃亮、可伸缩的天线；可以收听到很多电台。那时的农村没有几户家庭有能力购买黑白电视机——那个年代的奢侈品，拥有收音机也算是高品质精神生活的标志了。父亲视此为宝贝，不许我随便乱鼓捣。在他走了几年后，我曾翻箱倒柜找过几回，想感受他留下的温情，而今它却消失了无影无踪，时常怀疑是不是它也跟随父亲去了天堂，怕他在那太寂寞，也好有个伴。

　　父亲体格消瘦，由于长年在户外辛勤劳作，皮肤呈古铜色。他不喜爱干重体力活，家中的繁重农活大都由母亲承担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父亲更像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或许是自身极度渴望对命运的改变，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我们兄妹身上，期望我们能扔掉锄头，鲤鱼跃龙门－－－吃上公家饭，风吹不到、雨淋日晒不到，旱涝保收。他最希望子女将来的职业是教师或医生，希冀我们兄妹寒窗苦读以便今后能出人头地。所以，他对我们家教甚严，晚上九点前必须回家，不得外宿。当然有特例，除了好友同春回来了，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工作了五六年，尔后追随天主的圣召，毅然地放弃了优裕的生活，远赴菲律宾苦读圣经、灵修。五年后，学成归来在厦门教堂被祝圣为司铎，同时在该教区服务了一年，如今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天主教会大学攻读神学博士。父亲常以他为榜样教育、鞭策我。初高中时，父亲经常问及我在校的学习情况，非常在乎每次的考试分数，也许他的过于严厉和苛求，我常心生畏惧、甚至恐惧。他的一生是劳苦的一生，没有享过什么福，经历了母亲大病一场，为了治疗疾病，几经磨难，不但耗尽了多年的积蓄而且欠下了不小的一笔外债。妹妹不得不中途辍学一年，也许是他的虔诚和祖辈的厚德感动了上苍，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力量，推着我们往前走；多年后我当了老师，妹妹成了医生，一切正如他所愿。可是就在我刚工作一年，他就走了。他也没有等到妹妹的金榜题名时，永远地离开了。

　　还记得那个清晨，夏天早早地到来了。我想到上海旅游，父亲觉得开销大，不同意，而我依然固持己见。他去干活前，顺便来叫我起床，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而我却假装睡觉，没应答。谁也没想到，分别数日后归来，竟是父子阴阳两相隔－－－永世不得再见。呜呼！事实难料，悲哉！我也曾不问苍生问鬼神－－－卜过卦、算过命：只想知道这么心地善良的你为何英年早逝？如今每月祈求神父给你做弥撒、诵经祈福，远在天堂的你，可否收到我在人间的衷心祝福……你若有知，就福荫子孙平安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