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小孩子“记吃不记打”。爱吃，是儿童的天性。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最难忘记的，就是那个高高地挂在奶奶家的热炕头上方，用又白又细的柳树枝条编成的小筐。那里头装着取之不尽的，好吃的东西。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充满稚气和天真的小孩子。爸爸在外地工作，不常回家。每次爸爸回来，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奶奶家。爸爸给奶奶带回许多好吃的东西，有用油纸包得方方正正的蛋糕，有香喷喷的饼干，有又红又大的苹果……奶奶站起来摘下挂在墙上的小筐。我看见，小筐里头已经装着一些花生和用粉纸包着的糖块。爸爸把带来的东西都装进了小筐。一边装，一边很郑重地对我们说：“这些都是给奶奶吃的。要孝敬老人，不忘本啊。”这话我们当时并不大懂。但是，从爸爸的语气和表情上我们感觉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奶奶慈祥地看看我们，从小筐里抓出几块糖，叫我们拿着。我们看看爸爸的脸色，不知道该不该要。准确地说，是不敢要。只见爸爸轻声地对奶奶说：“娘，这是给你买的。小孩子吃的日子长着哩。”奶奶就像没听见似地，执意把她那抓着糖块露出青筋的手伸向我们。爸爸理解奶奶疼爱孙子孙女的心情，无奈地对我们说了一句：“奶奶给，就拿着吧。”于是，我们每人都得到了分给自己的两块糖，欢天喜地地跑出去玩了。

童年的时光，过得是很快的。我常常去奶奶家玩。每当我站在炕沿边，奶奶就伸出她那柔软的手，摸着我的头，说我长高了。我不由得看看挂在墙上的小筐。奶奶一定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笑眯眯地站起来，摘下小筐，拿出几块饼干，把屋里和外面的孙子们都叫了过来，分给我们几个馋嘴小家伙每人一块。我们几口就把饼干吃下去了。然而，留在嘴里的香味儿，能持续好长时间。每次，我都玩得特别开心。

夏天的夜晚，月如银盘，云似白莲。我们坐在奶奶家房东头的大梨树下，奶奶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

原来，我们的老家在山东省沂蒙山北麓的临朐县。那里土地贫瘠，常年干旱。家乡的人们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遇上荒年，就靠野菜麦麸和树皮度日。一九四四年就是这样的荒年。那年春末夏初，饥饿的人们四处逃荒。爷爷和奶奶带着年幼的姑姑，离开家乡去寻找几年前闯了关东的爸爸和伯父们。

在日寇铁蹄下的胶济铁路上，逃难的人们如潮水一般。火车站的日本鬼子，挥舞着竹杠驱赶着上车的难民。竹杠在人们的头上无情地抽打着，直打得那竹杠都裂开了。一节闷罐式的货车车厢竟然塞进去二、三百个人。人们只能站着拥挤在一起。已经饿了一天的爷爷和奶奶到了车上，没有任何吃的东西，连水也没的喝。车厢里又闷又热，加上又饿又渴，第二天，爷爷就支持不住了。奶奶害怕爷爷一旦倒下去就可能被人踩死，就死死地搂住他，唯恐他倒下。就这样坚持了两天两夜。最后，奶奶也累得快要不行了。火车到了山海关就停下不走了。奶奶，爷爷和姑姑一下火车，就瘫倒在站台上。眼看着爷爷快要饿死了，可怜的姑姑就在车站上乞讨。一个好心的穷人，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青萝卜。姑姑舍不得吃，赶紧送到爷爷嘴边。好歹保住了爷爷的生命。

历尽千辛万苦，爷爷和奶奶带着姑姑来到了丹东市（那时叫安东）的五龙背乡。全家人在苦难中团聚了，可是唯独五伯父不见了。原来他到了东北以后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当时年仅十九岁的爸爸只身走了二百多里路，到处打听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在弓长岭的一个日本人开的铁矿找到了他。兄弟俩人冒着生命危险，连夜逃了出来。因为害怕被抓回去，他们不敢走大路，只好忍饥挨饿穿山越岭。经过四、五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逃回了家。

看着两个饿得发昏的儿子，奶奶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小米，熬了一小锅能照见人影的又香又甜的米汤。五伯父把一碗米汤端到奶奶面前说：“娘，你也喝一碗吧。”奶奶心疼儿子舍不得喝。就说：“我吃饱了，你们喝吧。”就这样，爸爸和五伯父喝了一顿“饱饭”。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吃掉了全家仅有的口粮。从第二天早晨起，家里就要断粮了。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在奶奶和父辈们断续的回忆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对饥饿的滋味刻骨铭心的人，才真正知道，能吃上饱饭是多么大的幸福！

常言说“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解放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在爷爷和奶奶的操持下，父亲和伯父们都各自有了家庭和儿女。他们用百倍的感恩之情，孝敬着爷爷和奶奶。父辈们对于爷爷和奶奶的孝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后来爷爷去世了。他们就把全部的孝心倾注到了奶奶身上。在那个年代，儿女表达孝心的最好方式，就是给她买最好吃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奶奶炕头上面的小筐。

小筐是四伯父挂到墙上去的。他为什么把小筐挂得那么高呢？----当然是怕馋嘴的小孙子们偷嘴喽。其实，大人们过虑了。在那时候家里的教育环境中，虽然奶奶有一大群孙子孙女，可是大家都懂得守规矩。要是有谁向小筐投去眼馋的目光，就会立即招来小兄弟小姊妹的指责：“那是给奶奶吃的，不兴眼馋啊！不害臊。”是的，别说向奶奶要，就连想一想都觉得脸红。

六十年代初，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国家经历了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最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供应三两粮食。我们都饿得消瘦了。大人们腿上还出现了浮肿，用手指一摁，就陷下去一个坑。当时，买一斤饼干甚至要花十元钱。而一名一般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三、四十元。全家人每天喝的都是掺了干菜的粥。每次做饭的时候，伯母总是先从锅里捞出一碗稠一点的米粥，留给奶奶。然后再掺进从地里拣回来的干菜叶，熬好了给全家人吃。吃饭的时候，奶奶从小筐里拿出几块饼干，想分给孙子们，被四伯父坚决地制止了。在他严厉的目光下，没有人敢要。最后，饼干还是泡进了奶奶的碗里。

那时，爸爸已经调回丹东工作。在那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父辈们都极尽所能为奶奶买有营养的东西。爸爸和五伯父是工人，生活条件稍好一点，买的多一些。记得爸爸每个月都拿出固定的钱买了东西，给奶奶送去。奶奶的小筐里，总是有好吃的东西，从来没有空过。

我对奶奶的小筐做过的唯一一次贡献，是在几年以后。我用积攒起来的三块多钱，买了一盒人参糖，跑去送给了奶奶。看着奶奶把糖装进了小筐，我心里非常愉快。奶奶眯着眼睛笑了，笑得很欣慰。我现在想起来，才真正明白了，奶奶所以高兴，并不是因为那糖很甜，而是她的最喜欢的孙子懂事了。然而，我当时并没觉得有多么荣耀，因为那是爸爸妈妈的钱。心想什么时候我自己挣了钱，一定要给奶奶买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可是，奶奶没有等到那一天。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作为知青在农村插队。八十三岁的奶奶永远地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小筐。

老人啊，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就抓紧时间多做一点吧。别为将来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