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出来讨生活的时候，带着喜欢的几箱书籍。这些沉重的老朋友跟随着我，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颠簸流浪，频繁的搬动，让心爱物们遍体鳞伤，有些受潮变黄发霉，一些甚至遭虫蛀鼠啮。

想起来，对不起这些心爱的朋友们啊！它们在一个个痛苦迷惘的白天和黑夜里，带给我安慰和快乐，让我没有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压力而铤而走险，而沉沦，我却没能给它们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居所。每次搬来搬去，我总是滑稽地想到那句有点调侃的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

当我再也无法忍受搬来搬去的沉重和难以名状的心理压力，决定把它们托运回老家。找到上地一家物流公司，他们同意以两百元的价格，在国庆期间首都到处戒严的不方便情况下，接受这单生意。

前来给我接货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小冯师傅，一口正宗的东北话，偶尔还夹杂几个地道的北京语气词。他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跟我到租住的地方拉货。一边走着，我们两个一边随意地聊天。

小冯师傅来京务工十多年了，用他的话说，自打初中毕业，就来到北京务工，从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一直干到今天这个“糟老头子”，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首都北京，还给北京输送了一个新劳力——小小冯、他的儿子，如今十岁了。看着小冯师傅一身的灰尘，想不到，他还挺幽默啊！

我突然想起，刚才谈妥的三十元的拉货价钱，是否包括搬运费呢？我记得，从武汉向北京托运这些书籍的时候，本来讲好的托运价钱，等到邮政物流的接货车来到，他们非要增加七十元的搬运费。当时我有些生气：不仗义啊！明明说好了的价格，自然应该包括搬运费的，怎么到头来却又勒索这么多的搬运费呢？再说了，我自己也动手搬运了其中的几箱。况且对方还是国有的邮政物流公司。

想起吃过的哑巴亏，我问小冯：“冯师傅，咱们刚才谈妥的那个价钱，包括不包括搬运费啊？”

东北小伙儿冯师傅瞅了我一眼：“这位老师，您也太看不起我们搬运工了，太看不起我们东北人儿了。那个价钱的确只是三轮拉货的运费，但是，您就是不说，我能看着您自己从楼上搬东西，我自个儿不动弹吗？”

好一个爽快厚道的小冯师傅，好一个爽快厚道的东北人儿！

到了租住的楼下，小冯师傅把三轮车停稳当，二话没说，跟我上了楼。整个搬运过程中，因为我一边收拾着东西，沉重的七箱书籍，大部分是小冯师傅一个人肩扛手搬运下去的。我担心耽误小冯师傅的时间，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小冯师傅却不慌不忙，还嘱咐我：“老师，您不用那样忙乱，看看遗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位小冯师傅总是称呼我“老师”，也许是看我戴着眼镜的缘故吧。

几箱书籍全部搬上三轮车后，小冯师傅用绳子仔细地捆扎好，推推这一箱，拍拍那一箱，唯恐捆扎得不结实。

到了物流公司，小冯师傅找来一卷透明胶带，帮我把已经破烂了的纸箱严严实实地缠了一圈又一圈，他说：“这些书可都是您的宝贝啊，可不能让它们受潮了。”

临了，小冯师傅问我：“老师，您是作家吧？有这么多书的，一定是作家。”

我禁不住乐了：“哈哈，老弟，您一会儿看我象老师，一会儿看我象作家，我到底象哪路神仙呢？”

小冯师傅也笑着说：“不管老师还是作家，反正都是读书人。俺们是出粗力的，肚子里没墨水，但是俺们都尊敬读书人。”

我问小冯师傅：“您为什么尊敬读书人呢？”

“读书人读那么多的书，明白事理儿，有良心，读书人都是好人。”  

听到朴实热情的小冯师傅这番话，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算不算一个读书人呢？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呢？我问他：“为啥您觉得读书人都是好人呢？”

小冯师傅迟疑了一下，深沉地说：“读书人也不是好人的话，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有良心的人都没良心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

呵呵，这样的逆向思考反向否定法倒是蛮有意思的。

“读书人也不是好人的话，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小冯师傅的话，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此后，几次回想起这句话，想起了诸如“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样的老生常谈。当许多“肚子里没有墨水”的人们对知识分子给予普遍的尊敬，甚至把知识分子当做天然的“好人”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是否该扪心自问，是否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愧对这样一个冯师傅们眼里的“好人”、“有良心的人”的称号呢？

小冯师傅这位朴实的搬运工对读书人由衷的尊重，是否会带给那些被“读书无用论”压迫得丧失了自信心的读书人一丝欣慰呢？

旧的、新的“读书无用论”是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存在，也是被某些阶层推波助澜得过度严重的伪存在。作为一名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对此客观审视，不要被怨怒迷蒙了理性。那样的话，还算是读书人吗？应该看到，读书人还是受人尊重的。小冯师傅就告诉读书人，在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价值观念里，读书和读书人是值得尊重的，读书是有用的，而且是可以让人“明白事理”、“有良心”的大作用。

看着小冯师傅肮脏的工装，听着他朴实的“心里话”，我感到，他是多么地健康、积极，像他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因为对文明的由衷渴望和尊重，使他们成为这个社会中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生机阶层，他们在读书人面前的谦虚不是自卑，恰恰是一种相互尊重的自信自尊，他们比那些面对读书人猖狂嘚瑟的浮躁者心理健康得多，也更自尊自信。

小冯师傅说，他来北京快二十年了，媳妇儿也在北京打工，他们在北京结婚，儿子也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学。说起儿子，小冯师傅充满了快乐和自豪。他表示，一定要拼命挣钱，给孩子在北京买套房子，让孩子成为真正的北京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为北京建设增砖添瓦，快二十年了啊，却还算不上北京人，这中间的不舒服暂且不说，单是生活的不方便，他可是经历得够劲了。

我笑着说：“您在老家的时间还没在北京长，为北京奉献了青春，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了。”

小冯师傅也笑着说：“是啊！在哪儿工作生活就是哪儿的人，我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我建设着北京，我就是北京的主人。”

小冯师傅的确有足够的自尊自信！他比那些整天为北京户口吵闹着、自卑着的各色男女们自信。吵闹当然还是要吵闹的，但不要因此过于自卑哀怨吧？

不过，象小冯师傅这样，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间比在老家的时间还要长、把青春奉献给了北京却没有一纸北京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到底算不算北京人呢？什么样的人算是北京人呢？

北京政府一再表示，外来务工人员为首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已经成为首都的一份子。哪里有外来人员，政府的告示也就会追踪而至，在声称外来人员也是首都一份子、首都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家的同时，更念念不忘提醒外来务工人员，要遵守首都的法律法规，不要违法乱纪，不要弄脏搞乱首都。如此云云！

就在刚才去上地找物流公司的路上，我还在一个城中村看到类似的告示。也许是我过于敏感，在这样温情脉脉的忽悠中，政府情不自禁地把居住在北京的人群划分为“北京人”和“外来人”。如果说这并非某种有意识的歧视，至少也暴露出，在政府的思维行事模式里，平等的观念不是平等地给予居住在北京的各色人群的。象小冯师傅这样，“从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一直干到今天这个‘糟老头子’，把青春和热血贡献给了首都北京”的所谓“外来务工人员”、“在京暂住人员”，如果还不能被称作北京人的话，那么，政府在对待外来务工人员问题上的一切安慰性说辞，都只能被看做某种意义上的“忽悠”，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大忽悠”！

其实，说这些都是废话！当一个人在北京自己的家中居住了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却还要办理可笑的“暂住证”或换了名字的“居住证”，作为一名公民，基本的迁徙权、居住权都被剥夺了，再嘚嘚瑟瑟，牙碜！没办法，“谁让你生在中国呢”？没办法，“谁让你不好好呆在老家的广阔天地，跑到我们北京来凑什么热闹哦”？

谈起那些“安民告示”，谈起一些北京人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一直笑眯眯的小冯师傅愤愤不平地说：“大多数北京人还是热情厚道的，也有个别北京人真够嘚瑟的，听他们的话音儿，好像违法犯罪的都是外来人员，好像弄脏北京的都是农民工。真不知道那些人是咋想的！”显然，搬运工小冯师傅感到了侮辱。

事实上，户籍限制的取消不是最难做到的，最难做到的，是消除人们大脑中的等级观念和地域歧视观念。前不久，一些北京户口跑到教育部，抗议出台有利于外来人员子女高考的政策；一些白发苍苍的学者甚至大言不惭，声称北京是高素质人的北京，穷鬼和笨蛋就应该被逐出北京。

土著对外来者的排斥当然有其正义性，比如，郭固集土著们有天然的权利排斥那些在他们的郭固坡里勘探采油的外来者，因为郭固坡是郭固集人的郭固坡；但是，北京人却没有足够的理由排斥外来者，因为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

中关村大街上，一名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操一口地道京腔的中年女性，正在和一名背着行李的外地人争吵。她的双眼也许因为涂着黑黑的眼影而有些看不清路，从后边撞到外地人脚后跟上，外地人深蓝色的裤脚上白色的车轱辘印记清晰可见。争吵过程中，中年北京女性叫骂得最起劲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臭老外！你这个臭老外！跑到北京耍流氓！我要打110！”她叫骂得几乎义正词严、义愤填膺，好像把外地人骂作“臭老外”很有杀伤力，好像这样叫骂，就足以叫骂出她的北京威风，好像北京110就是专门为北京人服务的。

阶层歧视、地域歧视不是北京上海等土著们的专利，它是一切浮浅庸俗者的共同丑陋。其它地区的人们振振有词地对河南人的歧视排斥，与北京上海等都市土著对外来人员振振有词的歧视和排斥，有什么两样吗？没有丝毫的区别，一样地恶俗，一样地无知。消除人与人之间、地域之间、阶层之间的狭隘歧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普通百姓们的事情。

话又说回来，许多事情是相互助纣为虐的联体畸胎儿。

但无论如何，作为在京务工外来人员，还是应该像小冯师傅那样，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北京，就应该理直气壮、充满自信自尊地把自己当成北京人，把北京当成家乡——“我建设着北京，我就是北京的主人”。这样，北京迟早会是北京建设者的北京，北京迟早会是大家伙儿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