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的花梨，总是一园、一坡、一片，漫山遍野。开得花团锦簇，开得生趣盎然，开得万头攒动，开得风光无限。它们的花瓣流光溢彩，云烟氤氲，满枝灿烂，像流泻的花瀑，像怒放的生命，肆意地炫耀着绚丽的重彩。

　　人在花前走，暗香盈袖，花香袭人。在一片的黄花梨林里，映入我眼帘的仿佛是一棵高大的黄花梨树，落落寡合，粗有三人合围，庞大的树冠，龟裂斑驳的树躯，阳光在叶子上闪烁，绿意茸茸，有着不凋的激情，依然展示着旺盛生命的力度。我依稀看到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精神矍铄，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步履健实，从那棵黄花梨大树下策杖走来，那不就是五千年来活得最精彩，人人敬仰的苏东坡老先生吗？

　　“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破惊鸡似病风。”读到这首诗，让我想起来头戴椰子冠，手拄黄花梨木杖，脚蹬木屐，口嚼槟榔，背上一壶自酿的天门冬酒，一副地地道道的黎家老人形象的苏东坡。一如他诗中所言，这是他海南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手中那把黄花梨木做成的策杖，陪伴他度过了在南蛮之地的日日夜夜，为他支撑过了被贬流放海南岛那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后来他感恩自负地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瞧，他多么的豁达乐观，多么风趣幽默。

　　是的，这三个地方都是苏东坡人生路上的低谷坐标。自古人生无坦途。这几年来，他的生活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他一直咬牙挺着：于湖州任上突遭逮捕，他没有哭；被贬黄州，他没有哭；泗州遇病，一子病死，囊中羞涩，饥寒交迫，他没有哭；离职居于常州，种地为生，一生抱负不得施展，他没有哭；再贬到惠州，他没有哭；再贬到海南儋州，他也没有哭。当时苏东坡已经六十二岁了，谁也不知道他要流放多久，他似乎不可能活着回中原了。他在惠州已经谪居三年了，逐渐适应了流亡生活，并已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打算，没有想到再次飞来横祸，东坡再贬到孤悬海外。真是“使命远临，初闻丧胆”，他完全绝望了。以风烛残年流放南蛮之地，东坡当时心灰意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他甚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苏东坡满怀凄凉地来到了海南，开始时，在他的眼里海南岛满目荒凉，在他的笔下此地生活十分艰难，“问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孤老无托，瘴疠交攻，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蜈”，“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问通由”。“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这些外部环境的描述显然是夸张的，但这是诗人灰色暗淡心境的真实反映。然而他的内心更是苦闷至极。东坡乃深于情者，一向笃于夫妇之爱。昔日贬谪黄州，有长期相伴、苦难同当的妻子王闰之偕行，尚可获得感情上的抚慰；后来到惠州，虽然妻子已死，但仍有“如夫人”王朝云这个红颜知己，生死相依，体贴备至，成为暮年遭贬时的生命支柱。可是，在儋州之日，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子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他想的最多的是：我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荒蛮之地？

　　然而热情好客的海南人，都把东坡当亲人看待，有的帮他修缮房屋，有的给他送酒肉，有的给他送吉贝布……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爱，暖烫着东坡那颗几乎僵冷了的心，让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难、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苏东坡没有失落，更不会消沉，他永远不会去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只属于李清照的女子情怀；“杨柳岸，晓风残月”，“竟无语凝曀”只适合柳三变的多愁善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虑只为李后主吟唱。苏东坡是关东大汉，他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他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不久诗人的心情在黎族恩人的呵护下就逐步好转起来了，他把种种忧愁怨恨，诽谤毁辱，竟然置之度外。执意把这里当故乡，“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连东坡自己都认了，别人还有什么可说呢？其居儋功业，树起他平生功业中的第三个闪光的丰碑。现在徜徉苏东坡的遗址，就会感受到一个诗魂仿佛在眼前晃动，一股清正之气仿佛在身边升腾，一种崇高永恒的人格魅力在心扉定位！他垂老投荒，铸造了他一生的最后辉煌。

　　在他的笔下，儋耳山雄伟而神奇，月夜的北门江充满了诗情画意，蛮荒的大地更是天斧神功的清新翠绿，生机盎然。他和黎民百姓打成一片，入乡随俗，换黎装，说黎语，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裹头白帽，穿上佩戴花缦衣饰的民族服装，常常到阡陌里巷中去，同田夫野老一起酌酒吟诗、同贩夫牧童一块寻幽览胜、同凡夫俗子一同说天谈地，讲古论今，有时还戴着自己制作的椰子冠、背负盛酒的大瓢，到群众中去寻找心灵的慰藉。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打着赤脚，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就着浓荫席地而坐畅谈起来，天南海北地聊个没完。有时候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大家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朦，连自家也找不到了。有诗为证：“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苏东坡终于走出了心中的阴霾，还慢慢地有了新的想法，作出了长远的打算，这就是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东坡劝学”。他当年设账兴学是他居住的“载酒堂”。一幅楹联：“图成石壁奇观，戴雨笠，披烟蓑，在当年缓步田间，只行吾素；塑出庐山真面，偕佳儿，对良友，至今日端拱座上，弥系人思。”颇耐人寻味，显示文人之雅、直臣之鲠、智士之慧的气质，展示出他的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桄榔树下的载酒堂，便渐渐出现了“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风气，他在这里为海南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进士、举人，如黎子云、姜唐佐、符确、王霄等人，打破了海南从未有举人的天荒，开了海南文教兴旺的风气，可见苏东坡对于海南文化的意义，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海南最高学府海南大学的校园里，至今唯一竖立的雕像只有苏东坡。兴学使东坡寻找了人生的目标和乐趣，由于成效不错，他的心情日益开朗起来，海南的山水风情营养了他的创作细胞，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滋养，使他的思维越来越敏捷，激情越来越高涨，东坡迎来了他晚年创作的新高潮。这就是后来以其绮丽豪放卓然于世，传诵一时的东坡“海外诗”。

　　苏东坡后来对海南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吃荔枝，尝槟榔，还自己酿酒煮茶，自己做策杖，自己种菜……凡事自己动手，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了真乐趣。他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到了这把年龄，他走路越来越困难了，东坡就自己琢磨着做个拐杖，他风趣地说，这是自己用黄花梨木做成的拐杖，如今手里又多了一件宝贝。我能想象到老人做成拐杖后那副笑眯眯的满意笑容，想象他那种怡然自得，专注孤赏一件爱不释手工艺品似的目光。在海南他特别钟爱自己身边的这把拐杖，他与拐杖形影不离，拐杖是他的忠实伴侣，拐杖可以帮助他走路，看风景，入黎农；还可以寄兴拐杖，承载着心灵与心灵对话，激励他走过人生的坎坷之路。与其说苏东坡情有独钟他的拐杖，不如说他状物抒怀，心中敬重是黄花梨木的品质。当年来到海南，他首先在房前屋后种植下了黄花梨树。树长得临风摇曳，楚楚生姿，令人蓦然兴起思古怀人之情，仿佛依稀可见老先生当日林间负手行吟的情态。他缘何钟爱黄花梨树，因为苏东坡与黄花梨树的内涵是相同的、一致的。

　　你看那黄花梨树经历了千年沧桑岁月、遭受了无数次的风雨摧毁与兵匪焚烧；它总是不动声色地承受各种辛酸与苦难，淡定自若地伫立在山坳里，传递着一种发人向上的力量和豁达的包容。它扎根大地，伸向天空，与天地风云融为一体，与山河共呼吸，取万物之生气，反过来又养育万物，贡献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但却从不索取什么。它无私奉献的品德，这让东坡产生了敬仰之心，爱慕之情。

　　苏东坡是个博学家，他的海外诗中已谈到黄花梨树的品性，“色”、“纹”、“香”、“润”是黄花梨木的潜质。“色”是黄色，这是一种高贵静穆的黄色；“纹”更是天地成就，鬼斧神工。纹如行云流水、如天马行空、如清茶氤氲、如阳春白雪；“香”，淡而雅、顺而柔、醇而厚。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的话来说，降香，它能够沁入你的肺腑，也能够让你心旷神怡，宠辱不惊；“润”，如玉器一般的细腻柔润，如琥珀般的晶莹剔透，又如彩虹般的绚丽多彩。用黄花梨木做的家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身体物质上的舒适豪华，更是精神层面的愉悦和审美趣味的升华。自然天成、色泽盈润，款式简约，不示张扬的黄花梨家具，与传统文化儒家的中庸思想十分契合，无疑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的青睐。更何况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人了。

　　梨林如人生。我觉得苏东坡就是一棵顶天立地、傲视苍穹的黄花梨树。然而有谁能不相信黄花梨木的品质已在苏东坡的血脉里融化扎根发芽了。现在我们可以启思运智，想象当年苏东坡的策杖是取材于东方市俄贤岭黄花梨木。时下有句流传语：中国花梨看海南，海南花梨数东方，东方花梨看俄贤岭。我想：苏东坡的策杖究竟是用海南儋州的黄花梨木，还是用东方市俄贤岭的黄花梨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都是属于海南的特产。因为海南的黄花梨，已经成为海南的神木，已物化成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品格，积淀浓缩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形象：坚韧、向上、丽质、阳光，内敛而不炫耀，厚重又善守藏。这在苏东坡的身上不已经充分展示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