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晴朗无风的下午,村后小山坡几块平坦的大石上,十几个6、7岁大的孩子挥舞着剥得光光的高粱杆,学着戏台上的动作在打斗嬉戏。他们的嘴里都不约而同的含着一块红薯干,呼喊吆喝之间,涎水顺着他们的嘴角不断滴落﹍这一画面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就是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1970年的冀南小山村,相对于玩具、穿衣,我记忆中的童年总是对食物的渴求更为强烈一些。 童年的零食不外乎红薯干、胡萝卜丝,红薯干是把成人拇指粗细的小红薯煮熟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吃的时侯要先含在嘴里用唾液慢慢软化,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嚼动吞咽;胡萝卜丝吃多了胃会反酸,所幸这样的机会也并不多,大人们总是把零食搁在高处,一是预防老鼠糟害,二是防止小孩子们偷嘴。 儿时的早、晚饭似乎永远都是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粥就咸菜,中午吃一顿小米捞饭面条汤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改善。母亲把小米放入锅中煮熟,用笊蓠把米和水分开,称之为小米捞饭;然后把若干面条和切好的菜叶放入余下的热水中煮熟,最后用盛粥的饭勺放些许食油拿到火上加热,再把切碎的葱花放入勺内呛出香味后倒入锅中,放盐搅拌均匀,这为面条汤。吃饭时把小米捞饭垫在碗底,再舀入面条汤,有干有稀,大人们觉得十分滋润。而对我来说,只有白面做的面条吃起来才那样可口,白面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奢侈品! 家乡风俗,每年五月小麦收获之后,成了家的闺女都要回娘家给娘家人送馒头,以示出门不忘娘家人之意。所送馒头数量视娘家家族户数多少而定,一般新婚头年近家、远家都要送,再以后只送近家即可。 那时侯的馒头都是各自在自家制做,母亲发面、活面、成形、上笼蒸制,最后在蒸好的馒头上方用工具(用六根火柴棍均匀地绑在小拇指粗细的小棍四周,用时蘸上印泥,当然,我这是长大后才知道的)点上梅花状的红点,雪白的馒头配上红色的梅花状印迹很是鲜艳夺目,在我幼小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母亲做这些的时侯往往会把小孩子们赶开,因为当时白面珍贵,所蒸馒头又有数量要求,怕小孩子偷嘴引起不便。大多情况下都是母亲从姥姥家回来以后带回的所谓”回篮“馒头,我和姐姐才能吃得到。因为红颜色有毒,母亲做饭时会把带红印的馒头皮扔掉,而这我也不知道!吃饭时只以为别人已把带红颜色的那一部分先行吃掉,对红印迹的渴望更是欲发强烈! 终于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姥姥家送馒头,到姥姥家时正好姥姥家有客人在坐谈,母亲便把篮子放在一边陪客人说话,稍后大姨、小姨也提着馒头陆续到来。客人临走时大人们都起身送客人到大门外,只留下我一人在室内,看着满满三大篮带红印的雪白馒头,我终于忍不住拿起一个馒头对准红印咬去,不好吃!换一个,还是不好吃!又把大姨、小姨篮子里的馒头尝了几个,也还是不好吃!大人们转回后看到现场都大吃一惊,大姨俯下身问我为什么每个馒头都咬一口,而不是饿了只吃一个,我把心中的困惑告诉了大姨,所有人听后都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最小的孩子现在12岁,家中常备的零食糕点他已不屑一顾,只对电视广告上新开发的零食才感兴趣。偶而有一次他提出的要求不被妻满足,就会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妻说:“妈,你把我生到这个世上干吗!为什么让我到你们家受苦!连个零食都吃不到!” 听着妻的述说,想想我的童年,一句老话跃上心头“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大米白面已是家常便饭,我的孩子体会不到我当年对白面馒头的热切期盼之情,我也希望他永远的体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