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那时正在在的杭锦后旗三道桥农业中学初二读书，学校里也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文化课不上了，天天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歌曲；上课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照着报纸写大字报。

　　有一天夜晚，学校领导召集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开秘密会议，会议门口有站岗的学生，非常庄重神秘。不让地主富农出身学生参加，我这个中农出身的学生也不让参加。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和党员老师要去北京串联。报纸上已经报道，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了红卫兵，他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他们前脚刚走，我们几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和不是党员的老师决定也去北京串联，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幸好，学校公章还在会计手中，我们写了如下证明：“兹有我校老师学生二十五人，去串联，特此证明。”然后盖上了火一样红的学校公章出发了。

　　当时我们决定，比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还要革命，背铺盖长征，步走去北京见毛主席。还没有走二十里路，有的女同学走不动了；有的同学铺盖散开了抱着走。正在为难之际，不一会从三道桥方向开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站在路中间，用学校校旗和红卫兵红旗一拦，汽车乖乖的停下来，我们说去北京串联，把我们送到临河火车站。汽车司机二话没说让我们上了车，顺利地到了临河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才知道，由于火车晚点，第二天凌晨才会有车。那一夜，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室唱歌唱到半夜；候车室的地被我们打扫了七八遍；还在站台上第一次看到了货车，数过一辆货车最多挂三十四级车皮。

　　天不亮，去北京方向的客车到了临河火车站。那时串联的学生老师不用买车票，全部免费。吃饭到接待站，也是全部免费，上车时在学校证明上附一个签证就行。在睡梦中的我们被老师叫醒，迷迷糊糊的上了火车。老师交代我们上车后不要乱跑，下车走在一起的话也丢到脑后，完全被新鲜感占据了。坐了一天一夜多火车才到了北京，火车一停，我们蜂拥而下。一说是串联的学生，我们九个学生被北京军事学院红卫兵接待站的人员十分热情拉上了大卡车，另外十六个老师和学生被另外一辆车拉走。事后才知到，他们是被北京纺织学院红卫兵接待站的拉走了。

　　一到红卫兵接待站就开饭，全部是大米做的，雪白雪白真香啊，咱是第一次吃！

　　饭后，接待员给我们发了免费乘车的胸牌和进入军事学院的通行证。晚上在大礼堂举行联欢会，让我们出节目，我们高兴的答应了。当我们在颐和园玩够了回到军事学院时，被一张大海报惊呆了：“今天晚上有内蒙古红卫兵蒙语独唱.....”一看就是误会了，我们别说唱蒙语歌曲，连蒙古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怎么能骗人！只好找到接待员说明情况，接待员还以为我们谦虚。晚上文艺晚会来的人真多啊，礼堂过道也有人。当报幕员宣布内蒙古红卫兵蒙古语独唱时，掌声雷鸣。我们只好九个人上了台，表演小合唱。报幕员看到这种情况，婉转的向观众宣布：“由于独唱同学有事，由内蒙古红卫兵小合唱。”怎么唱的，唱的什么歌，我脑袋一片空白，不记得了，只记得掌声不断。唉，天大的玩笑，开在了北京。

　　1966年11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身穿绿色军装，头戴绿色军帽，在北京西郊飞机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见毛主席的头一天半夜我们就起来集合，接待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二颗熟鸡蛋，二颗苹果，五只香蕉等深情地对我们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们的。”我们热泪盈眶，谁也舍不得吃。坐汽车走了一会儿，又下车步走了一会儿才来到西郊飞机场。当我们来到指定地点时，西郊飞机场上黑压压的坐满了红卫兵。

　　红卫兵从凌晨三点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时，很多红卫兵都昏昏欲睡。我坐在前五排，也在打盹。不知谁一声大喊：毛主席来了！我一个翻身坐了起来。毛主席的敞篷车将从那个方向驶来。头一辆上站着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我也大呼叫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那边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高，他转身向哪里挥手。口中高呼：“红卫兵万岁！”我由于坐在前排，看得最清晰，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此刻，“东方红”的音乐在广场上空响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越来越近了，队伍立刻混乱起来，红卫兵都站了起来，往前涌，睡梦中的红卫兵被惊醒了，挣扎着站起来。我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任凭热泪长流。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经常回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时，我才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