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是一位母亲，愿你和我母亲一样康健。如果你是一个儿子，请你别学老三。不幸你去同仁，切记我真实的路线。如果你是我，别误把骨肉斩断。如果你是一位院长主管，进行战略扩张，不妨参照“同仁模式”。）
　　
　　挽母赴同仁
　　
　　一、母亲眼病揪我心，携母一路赴同仁。
　　
　　代夫说娘的眼睛眼底坏了，没治，只能靠药维持着等瞎了。我们家晴朗的天空一下子乌云密布。一向性格坚强的母亲，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事重重。
　　
　　夜深了，我难以入睡。母亲已七十的人了，晚年手脚就已笨拙，再落个瞎子，岂不雪上加霜。走遍了大街小巷，住了一辈子房屋院落，还有放不下的儿女亲人，面前熟悉的一切突然看不见了，她怎能受得了。我好像看到了母亲两手摸着墙壁挪出小屋，拄着木棍儿向我走来，她伸出颤抖的手掌，喊我扶她一把。
　　
　　难道真的没治了？我守着母亲:：“娘，北京同仁医院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医院，咱去看看。”“人家代夫说了，没治了。”母亲不信。“娘，不一定，那里的医生高明，许能看好呢。”“那么远，北京那地方，要花多少钱呢？”“娘，不花钱，咱先去看看能不能治，只花个路费，回来再说。”母亲犹豫了犹豫，终于“嗯”了一声，端起了粥碗。
　　
　　第二天，也就是2月22日清早，天蒙蒙亮，饭来不及吃，我就拽着母亲踏上了献县直达北京的客车。那天，母亲穿的并不厚，尽管晚春的天气寒冷些，母亲身上依然流露出对生活的炽热激情。一望无际还没长出新绿的田野随车奔去，高楼林立陌生的都市越来越近，除了这些，母亲心里一路默念的就只剩下：她不想瞎，也不能瞎了。
　　
　　十点到了北京。从赵公口车站到刘家窑地铁入口，要走两站地。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在人流中，左顾右望躲开川流不息的车辆，小心翼翼地穿过人行道，不敢慢又不敢紧，一不小心就会出什么事。走起城市的街路来，我和母亲还真不适宜。
　　
　　唉！老家的村街，我们可以仰脸朝着蓝天竟直走下去，或跑或跳，没人去拦你。和你相遇的个个都是熟悉微笑的面孔，你或站下来和他打招呼，也可以和她肩并肩并排走着，一边谈笑，一边磕着零食，就像散开心在城市的公园里慢步。更有田间小路，你可以大胆地闭上眼睛走起来。就是倒下去，你也是偎在松软的黑土里，感觉一身的舒坦。一股股浓浓的麦香钻入鼻孔。这时，你才睡醒一般懒懒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自由自在地遨游在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真美，不说了。
　　
　　母亲不时地往后望起来：“我们没走错吧？怎么还不到呢？”“没错，我打听好了，你累了吗？”“不累，娘老了，象一个孩子。”“怎么说呢？”我问母亲。“记得小时候，我也是这么领着你们去姥姥家，走累了，你们站在树荫下喊：娘，娘，怎么还不到呢？抱！”母亲笑着仰起头，红通通的一脸的欣慰。我把母亲的手臂挽起来：“娘，走吧，我挽着你。”
　　
　　从刘家窑坐地铁乘五号线，经过蒲黄榆，天坛东门，磁器口，三站地就到了崇文门站。说起来容易，对母亲象是翻过几座山。纵深的走道一蹬一蹬，“安全入口”的绿色标示再醒目，母亲吃力地一步一步走起来，还是摇摇晃晃，都有倒下去的可能。乘电梯时，我嘱咐了又嘱咐，母亲的脚还是踏在了黄线上，电梯一错蹬，她的身体向后倾过来，我用力攥住母亲的手，用臂膀挡住了她的身体，才勉摔下去。当母亲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插入乘车卡，通过检票口，再通过A口走上来，她已出了一身汗。
　　
　　二、挂号艰难，医托拐骗，骨肉亲情，问谁斩断。
　　
　　崇文门大街车流人拥。北面的高楼上“同仁医院”四个大字，在亲切地和我们招手，我和母亲从心里露着笑容。这时，从身后走来一个中年妇女，问我们：“是去同仁医院吗?”母亲答道：“是的，我们来看眼的。”“我也是来看眼的，来过两次了。”我和母亲初来乍到，象遇上了熟人，紧跟在这位妇女的身后。心里欢喜着：这下好了，这位大姐是来过的，跟着她，我们不用东走西问，很快就看上病了。我们刚要进大门，从里面走出一个男的，对那个女人说：“今天，专家不在这里出诊，在眼科研究中心呢。”女的扭头就往回走，我和母亲为难起来，男的又说：“快去吧，跟着那个女的走，很多人都在那里排队呢。”我和母亲就急着追赶那个女的，还一边喊着：“等等我们。”生怕丢下，走错了路，找不到地方。那个女的领着我们坐上了公交，越走越远。当我们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诊所时，才恍然上了医托的当。他们再花言巧语，也没能栏住我们走出来。紧张虚惊之后，母亲两手摸着裤带上捆裹的钱包，叹了一声：“唉！让人家骗了去，我们拿什么看病。”
　　
　　我们再返回同仁医院已是下午后半晌。来回的辛苦颠簸，母亲的心脏病犯了，吃了药，输了两瓶子针液，咚咚的心跳才缓下来。看到母亲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我才去排队挂号，已是深夜十一点。
　　
　　北京座落在燕山山脉的风口上，常年风多风大；且永定河又是一个大风口，虽是春天，北京的西北风依然刺骨寒冷。北京所以立属帝王之都，是其坐北朝南，西北为山，南前为河，左东为路的风水宝地。由于历代王朝特别建国后，对西部森林树木的砍伐破坏，大面积的裸土沙漠地带加剧，造成北京不仅多风更多沙尘。近年来，随着植被长势明显好转，沙尘爆很少见了。
　　
　　在排号的大厅门口，寒风肆虐地呼叫，已有四五十人在这里排队。有立着的，有坐在凳子上的，也有把被子铺在地上躺在上面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不远千里奔到这个地方。同命相连，有了共同的语言。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怀里抱着一张毯子。他说他是本地人，是为外孙子来挂号的，前两天外孙子出了车祸，得了眼伤，要来这里做手术。我说：“你这么一把年纪，在这里冻着熬一夜，吃的消吗？”他笑了笑：“孩子们都上班，没时间，为了外孙子，我乐意。”他点着了一支烟，热热地吸了一口：“不瞒你说，昨天我在这里蹲了一夜，可是人多没挂上号，明天外孙子就从老家过来了，冷也罢困也罢，说啥今夜我也要给外孙子挂个专家号，把眼睛治好。”他打开手电，看了看表：“凌晨一点了，还要熬八个钟头呢，熬着吧！”
　　
　　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从哈尔宾来的中年妇女，来复查的。她问我哪里人，我说：“沧州，献县。”“你近，方便些，我太远了，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我问她是哪个专家看好的，她耐心地详叙起来：“我是刘武主任做的手术，不一样，要看你母亲的眼睛，病在什么地方。专家各有擅长，魏文斌专长视网膜脱落，张风专长眼底出血，刘武专长黄斑区，王景昭专长葡萄膜炎，王宁利专长青光眼。”站在她后面的急着问；“那我妻子的黄斑裂孔就挂刘武了？”她回过头：“那不一定，王宁利全天会诊，别的专家会诊时间不一样，要看明天会诊的有哪些专家了。”“那今天呢？今天刘武主任会诊吗？”那位妇女笑着说：“今天的专家号昨天就挂完了，我们今天挂的是明天的专家号。”我们都笑了，寒风中揣着那颗热腾腾的暖心，不得已一点的无奈和失落。风愈来愈大，人越来越多。
　　
　　手机“嘟嘟”唤起来，母亲躺在医院楼道里的倚子上，心里又有点不适。怎么办呢？离开不成，谁照顾母亲呢？我想起来儿子。儿子打工在北京的南五环，到这里也得一个小时，深夜行走，我不放心，可是又没有别的亲人，只能这样了。
　　
　　寒风吹打着儿子的单衣。看出他有些感冒鼻子不通，我把身上的外罩脱给他，儿子执意不肯：“爸爸，你去看奶奶，我来顶着。”儿子身上洋溢着年轻人的豪横与执着。后来我才知道：儿子那天得的是重感冒，鼻子肿的像窝窝，他是拔掉正在输液的针管，从床上一股娄爬起来，跑上了地铁，来看他的爸爸，奶奶。
　　
　　凌晨四点钟，大厅的大门才打开。排队的人真多，“唔呀唔呀”拥挤着，把大厅的门墙撑破地“啪啪”响。号贩子开始加号，辛苦了一夜，排在前面的外地人只得一一往后退位。号贩子都是本地人，谁也不敢作声。但是，号贩子跟号贩子多是起劲地吵骂，甚至殴打。因为十五元一张的专家号，他们可以卖到三百元。可惜，专家号寥寥无几。我愣愣地看着服务窗口上方的大屏幕，红通通地跳动着两行大字：“严厉打击号贩子倒买倒卖，侵犯患者利益的行为。”我更记起来，现在一直飘展在大街上，到处扬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践行北京精神”。唉！耀眼罢了。还好，我们要挂的会诊中心，是320元一张的专家号，号贩子无利可图。所以，我和儿子不白一夜的辛苦和寒冷，终于在八点以后，给母亲挂上了第二天的专家号。
　　
　　天已大亮。儿子给我们买来冒着热气的汉堡和肉馍，母亲吃着，一边说着北京饭食的昂贵。最后，儿子领着我们住进了小巷子里一家店铺，等待第二天就诊。儿子要上班走了，我送儿子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百元钱给我：“爸爸，你拿着。”我说不要，儿子还是丢给了我。这条胡同不远就通向崇文门大街。我站在胡同拐弯儿处，目送着儿子：两壁的高楼把胡同覆没的又深又窄，象悬崖下一弯深深的谷底。胡同里寂静着，没有人行走，只有儿子一人。儿子的背影又单又薄，同蚂蚁又矮又小。他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迈着，脆弱的脚步在胡同里孤单地回荡。把我的心振痛。天下起了雨。
　　
　　我是心高气盛的人，一心要孩子上大学长出息；可儿子就是不爱学习，迷于游戏，我和儿子又打又闹。尽管我付出了很多，儿子还是过早地辍学。儿子在外打工，又是不做成事，一年挣不了钱回家。眼看一年比一年大，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都结了婚，有了孩子，而我的儿子又是不结婚。我打电话，他不接，对着面讲，他顶嘴。还好，经过我的努力，还是完成了儿子的婚事；但是，儿子青春期的叛逆，伤透了我的心。从此，我对儿子不闻不问，就像没有了这个儿子，我把他从心中仍了出去。多年过去了，儿子一直在外漂泊。此时此地，儿子孤单的背影，惊醒我亲情的责任和愧疚：“儿子，回家！爸爸抱你！”
　　
　　三、聚钱为母，豪气冲天，绝路逢生，亲情绵绵。
　　
　　第二天，在会诊中心，母亲的眼睛经王景昭主任细心会诊后，是黄斑区断裂。又转刘武主任复诊：“做手术是可以治好的”这声音象柳暗花明又一村。母亲，绝路逢生。
　　
　　母亲的手术在七天以后，需交两万元的住院金，我和母亲回家做准备。
　　
　　两万在母亲的心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她心事重重，不知怎么办才好。母亲曾几次要放弃手术，她心疼钱了。妹妹听说也从沧州赶回了家。我们拉着母亲的手：“我们做儿女的还年轻，挣了钱除了为孩子，就是为你们。你们老了有病了不花，我们挣它还有何意义。我们进屋喊声娘，你闷地看不见，伸手摸我们，你心痛，我们更心痛。”
　　
　　我们虽不富有，但兄妹四个还能凑够母亲的手术费用，竟没料到出了问题。
　　
　　我从来不以恶意揣测人的，更何况我的兄弟，可老三家真的找来不拿钱。原因是多年以前，母亲多占了她的米和面，再一个是母亲没给她看孩子。弟媳在娘家有名的不认道理，我以为人是变的，有许多事情要她自己去思想。我只回了她两句：“老人占你点儿没有什么，至于没给你看孩子，是老娘的不对。第一个孙子看了，第二个孙子没看，除了婆媳之间的矛盾，还有孩子常年居住姥姥家的原因。谁的爹娘都不是万能，都会犯错。闺女的娘犯了错还是娘，儿子的娘犯了错就不是娘了？”妻子见老三不拿，憋气，和我吵嘴也不拿。我急了：“兄妹四个都跟老三学，都不拿，娘的病怎么治。儿女不能靠，自己孝敬自己的。”母亲更是生气，要找老三论理，我又拦住了。老三不是小孩子，道理岂有不懂，母亲不是自找一肚子气。娘生儿子是自愿，儿子孝敬老人也是自觉。用不着强迫。
　　
　　2012年3月2日，我拿了一万元，二弟拿了5000元，妹妹拿了2000元和存折，母亲拿了4000元，我们兄妹三个陪同母亲，返回了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分西区、东区。西区是门诊楼，东区是住院楼。会诊中心在西区，预约挂号在东区。东区有17层，母亲住在9层916室，双人间，200元。（单人间400元）东区原身是一座四星级金郎大酒店，是同仁医院用了3.36亿元人民币，收购过来改装而成。是北京协和医院收购与之毗邻的北方饭店之后，又一成功案例。花园式的走廊，黄铜色的手扶拦杆，透明的电梯，你走在每一个角落，都能一目愈览这座宫殿式的豪华。
　　
　　住院的第三天下午，负责母亲的王医生把一张手术通知单，递到我的面前：母亲经过三天的观察和准备，明天做手术，要我签字。王医生向我解释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最后又安慰我：这是一个手续过程，不会有什么危险。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握笔的手失控地抖起来。
　　
　　最担心手术中母亲的心脏病复发。医生给她吃了药，我还是不放心。守着母亲叮嘱：“娘，你不要紧张，没事儿，刘武主任做手术，他们都是一流的专家。”娘笑的好爽：“你娘不怕，豪横着呢。”母亲的性格，是我一生最崇拜的地方。
　　
　　3月5日12点10分，母亲安然地坐上了轮椅，绿色的大褂把母亲推走。我的心惊恐起来：这是不是离别？母亲还能不能回来？
　　
　　手术室在最上面17层。人们拥挤在不大的侯厅和过道里，特别的静，静的不安，静的可怕，象有什么事情突然暴发。偶尔从角落里传来两人“唧唧哝哝”地谈话，象偷象摸，那声音特别小，小的怕人听到。突然，谁“哇”的一声，把整个大楼振起来晃动，所有人的眼睛惊恐的一齐投向她。从里面急匆匆地推出来，盖蒙着大大的一张白布，那女人扑了过去，象吼。很快，一切又镇静了下来，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们一个个乖乖地闭上了眼睛，有的双手和拢立于胸前-----。
　　
　　13点20分，终于，母亲出来了。我们兄妹围上去：象见一位亲人？不！象久别重逢？不！象大难回生？母亲啊！我怎么想象地出呢？
　　
　　托老天爷的福，不如说托刘武主任的福：手术很顺利，40分钟。母亲说没觉得怎么疼。欣喜若狂听着，心儿轻快地飞了起来。我们给母亲买了一碗鸡汤和米粥，尽管在那些富人面前，遮掩不过几分寒酸和鄙微，但母亲吃的很高兴。
　　
　　病房只允许一人陪床。晚上，我和弟弟都被护士长撵出来，呆在西区急诊侯厅。住旅馆最低的也得六七十元，比得上我们四人的饭费。饭不能不吃，旅馆可以不住。困急了，我们就坐着打个盹，两天过来两腿疲惫酸痛。更为难的，后半夜被保安赶出来，我领着弟弟流浪街头。夜风又急又冷。街上的灯光，明明暗暗，近近远远。少许车辆，断断续续，刹间掠过。路口的警车灯光闪烁，两个岗警在天桥上徘徊，披着大衣，交头接耳。北京两会还没结束。
　　
　　再有两天，母亲要出院了。我们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花了一万三千多，因为入了合作医疗，又退回了三千。那天，护士长查房很晚，我们兄妹有幸陪母亲谈到深夜。午夜的钟声在北京夜空“咚、咚”地回荡，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母亲很兴奋，她说：“现在多好，种地国家给补贴，看病又退钱。”母亲有些热，轻轻地推窗凝望：满眼的灯火静静地躺在臂弯的夜空，整座北京城在安然地熟睡。
　　
　　看到母亲安好，我和弟弟提前两天离开了母亲。
　　
　　母亲回来后，我再去看她，才知道儿子又去看了奶奶。母亲缓缓地对我说：儿子那天要买苹果给奶奶，可是因为太贵就没买。母亲说有呢，就把从家里带去的拿了出来让儿子吃，苹果又小又疤，儿子大口大口地咬着。母亲说儿子好像很久没有吃过苹果了，临走就把最后的两个又掖到了他的兜里。母亲的一番话，又逗起我心里对儿子淡淡的忧伤。
　　
　　娘的眼好了。她下地干活，伺候脑血栓的父亲，给90多岁的奶奶做饭。我还年轻，要到外面做事挣钱。走的时候，母亲送我到村口，我说：“娘，有事就喊我。”娘揉揉眼：“嗯”。匆匆地一阵风把母亲斑白的双鬓撩起来，我木然地感到：老院子的冬天已经来临，雪开始不退，冰霜开始不融化——无论春天来了，还是儿女们的孝心和温暖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