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应该起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似乎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一个现代派的诗人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说起现代派诗歌,我会想起巴尔扎克的小说,在这位终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人物永远是吝啬鬼、处心积虑一心想攀附富贵、金钱至上的这样一类人物。即使偶有几个暖色调的人物出现,也往往是被无情的现实愚弄得不行,悲哀而痛苦地存活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写作让读者很压抑,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会让读者丧失生活的勇气与信心,这实质上是对生活的一种全盘否定。因此,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或许在文学成就方面抱负颇多,但是在文学所起的作用上、在与读者的互动过程中还是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继批判现实主义而兴起的现代派诗歌则走得更远,干脆提出了“以丑为美”的口号,其中诸多人等甚至不惜为一些丑陋、污秽不堪的事物大唱赞歌。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感慨曰:“不知腐鼠成滋味,”现代派诗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其实多有这样的人物。我想过度地美化这样的一种批判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背离了文学的存在价值。这样的文学为读者所疏远,所背弃并不应该由读者来承担责任。一者是回避现实生活,从文学要表达的内容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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