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午，我女儿读着王小波的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突然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我纳闷了，难道她是在开小差；抑或是想到别的什么好玩的地方去了不成。没等我问话，她倒是凑过来，还非要我读读书中的几句话。书中是这么写的：“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女儿是被文中的四句歌词逗乐的。这四句是歌词的开头部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居然还会唱。不知是王小波写错了，还是所谓的版本不同，我记忆中的歌词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别小看中间这个“嗨”字，你少唱了或是少写了，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我的童年是在荒唐的年代里度过的。在我的印象中，你不会写字是不要紧的，不会说话也是不要紧的，可你千万别写错了，说错了或是说漏了。8岁那年，我学会了写毛笔字，看到村里到处是红红的标语、醒目的口号，就感觉到家里似乎少了些什么。然后，我就在卧室的白墙上写上五个字：“毛主席万寿！” 当时为什么没有写“万寿无疆”，原因是“疆”字还不会写，为什么没有写“万岁”，原因可能是想在没有文化的父亲那儿卖弄一下，毕竟，“寿”字要比“岁”字感觉上要高深多了。然而有一天，两位大队干部走进了我的家，虽然是本村的人，但对这些人我还是相当害怕的。在那个年代，他们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我父亲非常客气地陪着他们从客厅走进了卧室。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查反动标语的。我突然发现父亲脸上的笑容没了，神情慌张地看了我一下，然后又茫然地看着他们。此时，他们的脸色已阴沉下来。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知道“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是怎么写的，因为平时看得实在太多了。我估摸着父亲是在琢磨着这个“寿”字是不是反动的。大队干部用一种凝重的口气发话了：“是你家小孩子写的吧，怎么能这么写呢？反动么……不算反动，但不能这么写！”等他们走了之后，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明白了字是不能随便写的。他是这么说的：“你想让爸吃官司啊！”后来，父亲想用石灰涂掉这五个字，我提醒他：“毛主席是不能涂的！”他觉得我说的非常在理。再后来，我一笔一划认真地添了两个字：无疆。

第二天，我刚到学校，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他没怎么批评我，只是关照我以后写字要当心。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告到了学校，也许在大队干部看来我这么写是对领袖的不尊。看在我年纪还小的份上，不然，他们有可能要把我专政一下的。我这么说并非耸人听闻，因为不久前，在这位班主任身上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那天，班主任和往常一样，拿着课本、备课讲义走进教室。他无意中发现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画像粘了些灰尘，便随手拿起一把笤帚，小心翼翼地在上面掸扫着。突然，我发现他迅速停止了所有动作，就如钉子钉住了一样。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转过身来，然后，放下笤帚开始上课。

翌日，老师没有来上课，据说是被公社革委会抓去了。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天。后来，我才知道，班上的一个同学把老师告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记住了毛主席的画像是不能随便掸扫的，当然，也就有了我那天给父亲的及时提醒了。班主任后来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有一次，他把毛主席的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写在了黑板上，然后就叫我们跟着他朗读。词的最后几句是这么写的：“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小孩子毕竟还小，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居然把“不须放屁”读得格外响亮。“这是毛主席写的，这句话不能读得这么响，同学们可要千万记住了。”班主任急忙提醒道。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得很，这“不须放屁”就是毛主席大声直斥当时世界上某些领导人的所谓“福利共产主义”的幻想，并以“天地翻覆”的大好形势来鼓舞中国人民的。从诗词所要表达的意思来看，应该读得响亮才是。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领袖成了神化了的人物。信仰成了人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疯狂。政治高于一切，人们在一片红色的海洋里再也感受不到人性是什么，自由是什么。1976年9月9日下午，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一条水渠边割草，大队里的高音喇叭播送着毛主席逝世的沉痛消息。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不会吧，敬爱的毛主席怎么会离开我们。这样的消息怎么能让人相信，刚才还嘻嘻哈哈的小伙伴们停止了手上的一切活动，大家的心里都很难过，静静地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听着……那年，我才9岁。

当天晚上，村上唯一的一个理发老头被公社里开来的汽艇抓走了。他是在给人理发的时候，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的，而后，他很随便地说了一句：“不是说毛主席万岁吗，万岁了怎么还会死呢？”老头这一去就是五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满脸的胡须，人也老了许多。

也就在那一年，班主任在课上对我们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还补充道：第二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样的政治运动还应该有第二次吗。这只是他的一种推测，因为他的思想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好”的东西怎么能结束呢。他迫切需要的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也许，他还心有余悸的；也许是逃脱思想牢笼后的庆幸；也许是回忆的酸涩，不得而知了。

王小波接着是这么写的：“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我崇尚人应该有信仰，但信仰是自由的。我崇尚人的所有思维不应该走入极端，对一个人的看法也好，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也好，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简单的就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当然，我也不欣赏中庸之道，人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的童年就这么荒废在了极端的政治信念中，在人们近乎疯狂的、毫无理智地把领袖人物神化了的年代里，我又能得到什么呢。这样的童年是迷惘的，黑色的。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人性的社会，它会给人带来思想上的活跃。而这活跃的思想恰恰就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须的。我庆幸我的女儿生活在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