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师部当兵，经常在师部大院里见到师长。如果在团里当兵，相隔几座大山，几十里山路，当上三年兵，很难见上自己的师长一面。

听我们连队干部讲，师长当了十几年，“文革”时期还曾兼任过师政委呢。在师首长当中，师长的资格最老，十几年间换了四五位师政委，都甘愿当师长的副手，大事小事都要听师长的指挥。一次，我去司令部出公差，听两名老参谋议论师长，说他有军阀作风，挺横，没人敢惹他。包括现任的军长，倒退二十年，还是他当营长时手下的一个小连长，所以军长来到师里，见到师长毕恭毕敬，就像见到了军区领导似的。因为资格老，所以比较横；因为作派横，所以十余年也提拔不上去。几任师政委，都很难适应师长的军阀作风，干不了两三年，就想方设法调走了。

我在部队过第一个建军节的时候，过得并不轻松。师里要组织阅兵式，因此节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了分列式训练，整天在操场上练站姿、拔正步、走队列、呼口号，累掉了身上的五斤肉。建军节的前一天，所有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在师部大操场集合，师长要提前检查一下部队的准备情况。

整齐的方队按照司政后机关、直属分队、后勤分队的顺序，依次排列在师部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师长站在师首长办公楼通向大礼堂的一座小桥上，正好在与柏油路的交叉口。因为是排练，所以由一位副参谋长代替阅兵总指挥。副参谋长整队，部队肃立，他从长长的队列前跑过去，跑到小桥处，立正，敬礼，向师长报告，请师长检阅部队。

或许是他身体太胖，或许是跑的路太长了，或许是见到师长心里害怕吧，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报告词变得断断续续，遭到了师长的严词训斥。

当着几千名官兵的面，挨了师长的一顿骂，副参谋长很没面子，灰溜溜地跑回到自己的指挥位置，抖擞精神，重新整理队伍，整理自己的军容风纪，再一次跑去向师长报告，仍旧是挨了一顿批，就像一位老连长训斥一名调皮捣蛋的新兵。原路跑回来，如此练习了四五次，师长仍是不满意。那一天，可怜的副参谋长真是倒霉了。

第二天的阅兵式搞得非常成功，给我留下了壮观的记忆。走在阅兵队伍中，挺胸抬头，正步前进，器宇轩昂，热血沸腾，只有这时，才能体会到作为一名军人的自豪与光荣。

当然了，担任阅兵总指挥的，是新上任的参谋长，而不是昨天的那位倒霉的副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师领导乘坐的汽车，无非就是212型的吉普车。到了八十年代初，师里买了一辆日本丰田面包。军车都是绿色的，唯有那辆面包车是蓝色的，显得非常耀眼。师领导们外出，都争着要用面包车。那时副职干部八九个，管理科很难安排师领导们的车辆。但如果师长要出门，其他人，包括师政委，谁也别想坐面包车，乖乖地坐上吉普车。

现在的师首长，每人都有自己的专车，都已换上了奥迪、尼桑或是奔驰，参加部队的军事行动则坐上三菱越野车，那小轿车也供给师首长的家属与子女使用，接送上下班与上下学。吉普车只是用于军事训练与演习，平时外出办事，即使是连长级别的干部，坐着吉普车上街，会觉得有失身份。

我们连队里有一位北京兵，他曾给一位师领导当过短期的公务员，因为领导对他的服务不太满意，不到一个月便将他退回到连队。听他说，师卫生所里的那位跟我是同乡的女军医，从前是政治部文艺宣传队的女兵，京剧唱得好，常常被师长叫到办公室里，为他清唱。后来提了干，当上了一名军医。师长做媒，嫁给了后勤部军械科的一名助理员，据说这位助理员从前是师长的警卫员。那时，师长有权直接提拔排长，师首长的公务员，只要干得好，都能提干。先是在警卫连当排长，再干上几年，就可以在司政后机关谋得一个很好的位置。

换了四五任师政委，师长也该动一动了。那一年的冬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早，刚过了国庆节，天气就特别凉了。元旦之前，师部来了一位新师长，跟老师长是江苏同乡，据说是老师长向军长要来的。很有可能。谁都知道现任军长曾当过老师长的下属，老领导的意见是不便反驳的。

老师长就要走了，师首长们以及司政后机关干部们都松了一口气，换了新师长，以后或许可以少挨骂了吧？

老师长并非退休，而是接到了一纸调令，调往南京解放军高级步校，当顾问。

我同连队十几名战友出公差，到师招待所与师首长办公楼，为老师长装东西。他的东西也真多，我们整整干了一天，装满整整四辆卡车，其中一辆车上，装了满满一车的鲜花，花盆用稻草细致地缠绕起来，又用透明塑料布包起花枝，以防运送途中碰撞与冻伤。

老师长走了，走得无声无息，师部的人们很快就把他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