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东盛家村，有包、黄、邢三家。那一年各家添了一个男孩。这三个孩子分别叫做包捷敏、黄荣明和邢根民。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带“明”音，很小的时候，各自的家里人都叫他们“小明”。稍微大了一点，村上的人为了区别他们，根据他们出生的时间，分别叫包睫敏为“大明”、黄荣明为“二明”、邢根民为“小明”。他们到了虚年九岁那年，都上了村东的小学读书。

大跃进的时候，大明的父亲是村里干部，一家人没有遭到灾难，大明一帆风顺地从小学读到了高中；而二明和小明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他俩只读到小学三年级，都只好辍学放牛了。放牛的人，都是农民……

大明高中毕业那年，没有考上大学，想当空军飞行员，体检时因为略有近视，也回家乡务农。本来同村同年的“三个明”，这时候又在一起做农民了。

当时农村的高中学生是稀缺人才，大明只做了两个月的农民，就被招到大队部当了干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又升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时，大明红了起来，说起话来总是语录、真理，老是弄得二明、小明等一般农民张口结舌，直觉得有学问的人不平凡。两年后县里来了招工指标，大明顺理成章地被招了工，实现了跳“农门”的愿望。这一年的冬天，二明也应征参加了解放军。三年后退伍，分配到了县消防队做了一名消防队消防车的驾驶员。

招收大明的工厂，虽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厂，但却是大集体性质。大明因为是干部被招工的，进厂后名气很大，不仅坐到了领导的位置，还掌握着供销大权。这时候的大明，学起了历史上的酒仙来，与往来的人员以酒会客，以酒论交情，以酒喝的多少，界定交情的深浅，从而决定应对的态度。于是，酒使他头脑膨胀，慢慢生成了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心理，常常以酒仙的脾气，发着酒威风，公开辱骂他认定的“歪风”和训斥“看不顺眼”的人和事。鉴于他的“脾气”，凡是被他辱骂了的，竟无反驳的声音。那时，与他交往的人如蚁之众，一度风传，他就要当厂长了。甚至有人说他有学问，有才干，所以总是春风得意。

改革开放后，大明的厂实行改制。厂里以他“年纪大”为由，将他退到了“二线”。 其实，那时候的大明，还不足五十岁的年纪。大明很不服气，工作上老是以牢骚泄愤。仅仅一年多，厂里便让他完全退了下来，每月给200元的生活费。

大明一贯自命“清高”，不沾公家的肥水，因此，他的财产，除了厂里分给的住房外，简直一无所有。他自诩说： “我手里经过的钱钞数量，要用船装车运，可是，我一尘不染，退休时还是两袖清风”。

大明退休后，昔日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他为了“消愁”，更是以酒度日。他说“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因此，一天到晚都显得醉醺醺的样子，他自以为飘然欲仙；与人同饮，常常借口别人的些许言语，大耍酒疯，人们背后都叫他“酒孬子”，对他“敬”而远之。有时，他回到老家，和他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小明，生怕他酒后发疯，无故遭到侮辱，也不愿与他交往。这样，曾经“座上客常满，壶中酒不空”的酒仙大明，如今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二明在消防队里开消防车，当时的路况很差，他知道自己技术有限，兢兢业业工作；又知道自己只是个农民上来的普通职工，对任何人都不敢怠慢，谦虚谨慎地做人。因此没有多少突出的成绩，只做个普通的消防车司机，人们说他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好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人、做事。

二明谦躬谨慎的态度，加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使他收获颇丰。随着年纪的增长，在单位里与相处者感情也渐渐浓厚起来，被同事和领导誉为“技术精湛，勤劳敬业”的好职工。入队仅三年，便由消防车司机改为勤务车司机，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领导和相关人员，加深了他的人脉关系。六十岁那年，应该退休了，单位还舍不得让他走。在办理了退休手续后，还被安排着给队里开小车，专门为队里领导和职工跑短途。

二明由于人缘友善，在他能力范围内，给孩子安排到了理想的工作。在理财上，聚沙成塔，如今，他不仅有单位分给的房子，还有自己购置的小车。财产与大款当然不能相比，可是，与大明比较，已经是不菲的了。

同村同年的“三个明”，当年“飞”走了二个，只剩了小明一直在家务农。小民做着普通农民，经历着风吹雨淋，进行着春耕秋收，虽然说是辛辛苦苦，却也是太太平平地过着岁月。

如今，国家对农民放宽了政策，小明不仅不再需要缴纳“钱粮国税”，还能够享受象征性的补贴。自己有着土地，生活来源有了保障。经济上不能算富足了，却也衣食无忧。眼前的农民，即使上了年纪，也谈不上退休，然而，小明却可以在自由自在的环境里，自取其闲。小明抚今忆昔，觉得自己虽然比不上大明、二明，却也算是过上了称心的生活。平日里，他一有空闲，总与村民们在一起谈论今昔变化，交流切身感受，生活的乐趣，便也自然地形成了。这些，虽然只是小明精神上的自得其乐，却也是他的人生乐趣

同村、同年的“三个明”，人生前途所经历的环境不同，生活境遇也不一样；他们各自的性格，使他们的人生各有特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便会形成什么样人生格局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