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年代，我经常去南方出差，而且每次都要给别人捎东西。

捎东西其实是个苦“差事”，不仅要四处奔走，寻找卖这些东西的地方，而且还要跑几个地方，货比三家，最后才下决心。即使这样，在式样、价格、颜色等方面也不一定满足求我捎东西者的心理，所以，其结果常常是费力不讨好。

这里讲述的是一段比“费力不讨好”还“恶劣”的经历，差不多就是郭冬临、买红妹与李文启在春晚演出的小品“有事您说话”的翻版。

那次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武汉、南京等地考察，在路过安微芜湖时，我们发现这里的市场上有花生米。

那时在东北，花生米正经算一盘上讲的菜了。家里如果有个大事小情，扒拉点花生米，在什么高贵的客人面前都说得过去。可是整个七十年代，不管是粮店还是市场，从来都没有卖的。所吃的那点花生米，大都是关里的亲戚朋友，过年时通过邮局给寄的，一般也就是一斤二斤而已。为此，临行前我们都下了决心，宁可少买点其他东西，也要买几斤回来。此外，还有几位同事和朋友，也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求我们多少给他们捎一些。

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后，我觉得这里的市场与东北相比，就算琳琅满目了。虽然已是初冬，但仍旧有几样青菜。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还有不要票的猪肉。其中我们所关注的花生米不仅有十多份，而且质量和价格都非常理想。“买吧”，我们几个下了决心。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我们选中了一位年岁较大的农民筐里的东西，理由之一是看上去他像个农民，看样是在销售自己家的产品，没有被二道贩子加价；二是估计他筐里的花生米足够我们所需的数量了，我们的想法是如果都在一家买，数量较多，可能价格是还能有点浮动。没想到在实际操作中，价格根本没戏。原因是老人听不懂普通话，致使我们之间说了挺多话，但谁都没明白对方什么意思。为防止在外地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求与他相邻的一个年轻人为我们当翻译，才明确了价格。经过反复核算，我决定买18斤，另外两个同志一个买15斤，另一个是13斤。

总计46斤花生米在当时就是一单大生意了，当我看到这个农民的秤是个圆盘，不太正规的时候，就把给我们当翻译那位年轻人家的秤借过来，由我掌秤，开始过数，随后便将三份花生米分别倒进各自携带的旅行包里。由于是第一次到芜湖，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这里是否允许私自买卖花生米，但在交易过程中我一直感到那位农民在东张西望，他的行为让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我想，一旦这时来个什么人把我们捉住，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肯定还要追究政治上的问题。

来到码头，我们上了一个开往南京的轮船，这时，我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晚，我们住在南京的一个招待所，碰巧的是与一位东北人同住一个房间。老乡见老乡，虽然没有泪汪汪，但把能唠的话也都唠了，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买花生米。这位仁兄说，他在这里已经住好几天了。据他说，这里的街道上也有偷着卖花生米的，只要你在街上走，当有人发现你是东北人时，就会主动过来搭讪，所要的价钱和我们在芜湖买的差不多，只不过由于交易是在“地下”进行，所以不讲重量，就这一包，几块钱，一手钱一手货，拿起来就走。他说他买了一包，当时说是二斤，回来路过楼下的粮店时一秤，还不到一斤半呢。

听过他介绍的情况，我们让他把在街上买的花生米拿出来，看看质量怎么样，当时我心里想：在这里买，数量肯定是不行了，如果质量也不如我们在芜湖买的，就说明我们没白折腾一趟。住一个屋的老兄把他的花生米包打开了，我们一看比我们买的差多了，于是，就自豪地打开我的旅行包，取出装花生米的口袋，让他看看我们的东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吗，两个地方的花生米一比，我们的比他买的强多了，单价又都是3.5元一斤，把这个老兄羡慕得说如果有时间他也要去一趟芜湖，整点像样的东西，回家过年吃。

怀着沾沾自喜的心情要往旅行包里装口袋了，那位老兄突然问我买了多少，我们几个如实地把情况对他说了，而且特意解释一下其中大部分是给别人带的。

“18斤？”东北老乡发出了质疑。

我告诉他，数量绝不会错，因为秤是我从旁边借来的，而且是我自己动手秤的。

“不对，你这花生米哪有18斤，不信你们明天到楼下粮店秤一下吧。”

可能这位老兄看出我们不太相信他的话，就对我说：“我原来是粮店的售货员，1965年大比武时，是全市标兵，在省城进行过表演，当时我用秤盘子撮20斤大米、白面、苞米面等常卖的品种，上下都差不了2两，这几年虽然不干了，但眼力还不至于有那么大差距。”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慌了，于是，都把装花生米的口袋从旅行包里拿出来，让他看。这位老兄在分别掂量了我们几个的口袋后，肯定地说：“你们三个人的花生米都不够，每袋至少差5斤。”

我的妈呀，这不要命了吗！其实我们买的花生米也不过就是叁元五角钱一斤，就是真缺了5斤，也就是17.5元钱的事，还值得发出“要命了”的叫喊吗？问题是这里有一笔账，就比如我，在上午买花生米的时候，打算自己留5斤，另外13斤都是给别人捎的。现在可好，如果按这位老兄所言，只剩13斤了，回去都给别人了，我一粒花生米都没捞着，白搭了这些钱。再说这还是个哑巴亏，回去以后连说都不能说，否则，除了让大家耻笑外，让那几位求我捎东西的人怎么处理呀？多给钱吧，不是那么回事，不多给吧也不好，叫人家也为难。自己都吃了吧，损失肯定相对小一点，但这可是一个多月的工资呀，那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哪！带着这样的烦恼，我们几个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就盼着楼下的粮店早点上班，我们好看看结果。

早八点，粮店终于上班了，我们提着口袋，在向上卷起的大门刚刚开到一半时就钻进去，把花生米放到秤上。看来当年的大比武确实练出了几个人才，我的花生米真的只有13斤，那位想要买15斤的只有10斤，最惨的是本来就打算买13斤的那位，口袋里的花生米只有8斤。其实13斤花生米只给了8斤，差将近一半本来是可以发现的，后来我们在总结教训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旅行包里原来就装了好多东西，摘下来的棉帽子，换下来的棉鞋，牙具，书和笔记本等，什么都有，装花生米的口袋也在其间，这样一来在分母很大的情况下，分子的误差就不容易感觉到了。

虽然理论上的原因找到了，但造成的损失还得由自己承担。回到单位后，我只按芜湖的价格给了别人几斤，在人家夸赞我捎回来的花生米又好又便宜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在重复郭冬临的小品“有事您说话”。自己搭着钱，让别人说：“老徐真有能耐，不得了啊！”（作者：徐振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