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作家，他的头上笼罩着一系列在小城范围内比较耀眼的光环：市作家协会会员，市文联成员，散文家，诗人，通讯记者。着作丰厚，在省市县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数篇散文、论文等。

　　他叫方城，笔名湖海散人。八十年代初四年师范毕业，他没有通过理化考试，没能顺利地拿到毕业证，参加工作一年之后，他又一次返回师范学校参加理化毕业考试，才勉强通过，拿到了大红封皮的师范毕业证。从此，他讨厌理科，他萌生了当作家的理想，他知道，陈景润是数学天才，语文考过零蛋。他不是理化人才，却可以在文字中构建五彩斑斓的象牙塔，于是，他开始零碎地写一些文字，尽管枯燥晦涩，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三十六岁那年，方城得到教育局领导地赏识，有幸被提拔为县第三中学的教务处主任。仕途得意使他自信心倍增，以致饱溢外溅，不可遏制。为了实现当作家的远大理想，他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同时，把他多年零散的片段搜集整理，投诸于各类报刊杂志，结果，只有三篇短小的介绍语言文字知识的小短文发表于《少年文摘报》和《语文报》上，他因此领到过几十元的稿酬。因为作品变成了铅字，他兴奋得口若悬河，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卖弄。一个他曾经教过的优秀学生竟毫不留情地给他泼冷水：“老师，那两篇比较近义词用法的文章，我上学时好像在其他报刊上见过，你不过是改头换面发到了《少年文摘报》而已。”方城气咻咻地拂袖离去。

　　方城绞尽脑汁，笔耕不辍，几乎每天都能写出一篇文章来，一年下来，他勤奋耕耘的硕果累累，厚厚的五摞书稿，经过三番五次地修改，精简为厚厚的两摞。他投稿的热情极高，最终，在省报和省级教育杂志，他自掏腰包两千多元，买了版面，发表了三篇短文。他多次向市报投稿，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市报尽快刊发他的文章，结果，市报很吝啬地刊登了他的两篇不足千字的教育消息。

　　方城在教务处的工作没有因为写作而被丝毫延误，他常常通宵达旦地熬夜写作，精力极其丰沛，两眼鳏鳏，一点也没有倦意。方城要求教职工每天早晨五点半到校签到，然后督促住宿学生开始早读，每节课、每一节自习活动课，方城都亲自出马查课纠错，他不容许眼里揉进一粒沙子，每每看到一丁点儿不符合他思路的教学行为，总会小题大做、大肆渲染地把执教者批得狗血喷头。教师们一个个被方主任万分敬业地整治吓得手足无措、坐立不宁，这又助长了方主任高高在上的气势，他越发变得狂躁易怒了，每个人他都能找出种种不合乎规定的毛病进行批评指正，弄得全校生草木皆兵，见到方主任如临大敌，心惊胆战、诚惶诚恐。教师们是被方主任任意宰割的羔羊，绵软乖顺，仍然会时不时地触怒方主任。

　　有人为了谄媚讨好方城，极尽夸饰的词眼，奉承方城文采斐然、才情横溢，并且斗胆提议方城：何必守着那些报刊杂志之类，等候编辑腾出方寸之地发表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出书最容易成名成家，可以很快让方城的文名家喻户晓。

　　方城采纳了建议，开始为出书四处奔走了，他要寻找愿意印刷校对的出版社，他要为出书融资，他还需要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书法家为他写序、题字，他更需要一些有名望的人地追捧称颂。四处奔走的方城没有给他自己排一节课，他的脸皮也似乎越来越厚，逢人就诉说他要出书的事情。他向同事们讨要融资，有人给他三五十元，有人给他几百元，方城又向他的学生融资，不管教没教过，只要从他执教的学校走出去的且有工作的，他都一一向人家讨要，他还把融资目标锁向他小学到师范的所有同学，他没有放过一位亲朋好友和熟人，从四面八方进行融资，最终只融到了三万元资金。小县的人，碍于情面给他点小钱，给他一次能奉上千元的只有个别几个人。

　　方城有了点钱，出书愿望地实现迫在眉睫，他由于过度兴奋，言行渐渐不受大脑控制了，他经常以大画家梵高自比，其实他比梵高更歇斯底里。方城不愿住在家里受老婆的气，便挤到学校里，和副教务处主任同挤一间教师宿舍，方城夜半写作，烟火明灭闪烁，满屋子缭绕着浓重的烟雾，弥漫着刺鼻呛人的烟味。副主任不堪忍受，天天打开窗户跑烟，然后蒙被大睡。方城写作至情绪高涨时，半夜三更在屋里甩袖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副主任一贯忍耐着方主任种种怪异失常的言行举止，却也实在是忍无可忍，便跳床而起，质问方城：“你神经正常吗？一晚上不睡觉写着不满足，还要唱啊跳啊，你哪根神经错位了？”

　　方城也不甘示弱，他认为副主任太滑稽，根本不理解他对文学地热衷与追求，而副主任更是嗤之以鼻：“你写得狗屁文章，还不如我小学四年级儿子的作文水平高呢，把土得掉渣的话一字不落地全搬到文章里，啰里啰嗦，滥竽充数，是大家不好搅了你的兴致捧你几句，你竟然自鸣得意，真是小人得志便猖狂！”

　　方城被副主任一针见血地奚落闹得够呛，他手舞足蹈，更加忿忿不平，双方互不相让，叫骂得更凶了，以致于两位主任都挽袖抡胳膊地动起武来。主任们深更半夜的阵势惊动了学校大院师生们的美梦，他们纷纷披衣前来围观两位主任的好戏。此事惊动了校长大人，校长盛怒之下，给方城特批了一间由卫生间改造的窗户高高、成天见不到几缕阳光的单间宿舍。方城自己却仍难熄灭内心噼里啪啦燃烧的写作热情。他写作至才思枯竭或者兴奋过度，常常一个人在黑魆魆的操场里打拳、舞蹈，晨起的女学生以为遇上了索命鬼，大呼小叫地喊“救命”，校园气氛不由得紧张起来了。校长越发厌恶方城了，他特批方城可以不上班，专门为出书做筹备。

　　方城如同得了特赦令，他继续多方融资。方城出门不再坐公共汽车，他觉得有失身份，他开始专程雇佣出租车，附近几个省的省城、县市，他奔走了不少，每去一个地方，他住宿都是比较豪华的宾馆，他享受过总统套间的高级豪奢待遇，享受过洗浴城一条龙的服务。方城的融资三万多元，没过多少日子，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而他写得一些文章被他的亲戚同学看到后，他们嫌他写得太实在，太尖锐，把他们说的原话、甚至于太粗俗不入耳的话一字不动地搬到了文章里，对他们造成了人格精神上的侮辱，他因此得罪了许多亲戚朋友。他在单位的声望也一落千丈，原来见他点头哈腰恨不得叫他爷爷的教师们，竟然一个个都大胆地拿他的作品故意打趣他，有意和他挑衅，在与他动手动脚地玩闹中阴毒一下他矮小的肉身。

　　一个同事朗诵着方城的诗作问他：“‘办公室里/一群女教师/叽叽喳喳/东家长，西家短/直聊得日落西山/才作鸟兽散/’这也算诗吗？那我也会写呀！”气得方城面红耳赤，以“孺子不可教也”去应对，立马有教师讥讽他连学孔乙己都不像，还真把自己当作家啦。方城渐渐感觉周遭环境太污浊，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体谅他，就连老婆也因为他挥霍掉了融资的三万多元和他存折上的一万多元而气急败坏地把他扫地出门。不能回家的方城，寄宿学校感受不到精神的丰满与自由，他每天凌晨都在学校操场里练拳，跳舞，他边舞边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奈何，奈何？独酌无相亲，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瞎折腾三年有余，方城的灵魂似乎脱壳了，他常常夜游，写出来的诗句更是扭捏作态、笑话百出，就像小学一二年级孩子练习写话的直白通俗的句子。他过度地臆想猜度导致精神混沌、思维错乱不清。教育局长及时撤销了方城教务主任的职务，并和校长一起劝方城在家休假养病，方城的老婆是个嗜钱如命的女人，怎肯让这个挥霍家庭钱财的人在家兴风作浪，方城被驱赶至苹果园的土坯房里继续他的作家梦。

　　方城注意力再也集中不起来，原来叙事能力还不错的方城再也吐不出几句像样的文字来。他整日游手好闲，衣衫不整、形容憔悴地四处游荡，整个一副疯子乞丐的模样，出书的事情早就不了了之了，他老婆还赔付了书商几千元的初期筹备费用。人人都说方城真疯了，老婆和子女都害怕了，他们把方城从苹果园接回家，小心翼翼地照顾护理方城，不再提及任何有关写作的话题，帮助方城慢慢地恢复神智。

　　经过三四年地亲情疗伤，方城恢复了正常思维。同事们几乎都要忘掉方城这个人了，他又上班了，由曾经的教务处主任降成了普通的一线教师，带着同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方城的个性也沉默寡言了。有人刻薄他，有意提及他前几年想当作家的疯癫情形，他付之一笑，不予理睬，人也沉稳了许多。这样按部就班了几年多，方城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写作了，白天喧嚣写不出东西，他还是晚上熬夜，点燃一支支烟，在烟雾缭绕的氛围中进行创作。他写得大多是纪实性散文和诗歌，文章叙事流畅，但语言贫乏，苍白无力，写得诗歌无非是口语化语言的分行分段而已。不过，他性格沉静了许多，他是个高产的写手，一年就写出了厚厚的几沓文稿，他不会电脑打字，同情他的同事、学生帮他打字，还有人帮他修改不通顺的句子，纠正错别字。

　　方城经常和附近县市小有名气的地方作家们联系，亲自登门拜访，拍照留念，求字，求序。很快，他耗资五万元（得到了老婆首肯）出书了，他的作品集起名《浴火凤凰》，先期印刷了二百册，他全送给了亲朋好友和附近县市的作家、文友们。作品集中真正写得好的文章能拣出五六篇，其余的皆很粗糙浅薄，尤其是诗作，粗制滥造，毫无价值。

　　邻县一位不起眼的诗人评价：“方城纯粹不会写诗，是写话，此人应该从最基本的写诗要领练起。”

　　方城闻听，鄙夷不屑：“自古文人相轻，我手写我心，不必听人说三道四。”

　　方程一边写作，一边四处与文友联谊，频繁交际，给文友送书，文友也给他送书，他也因此捞到了市作协会员、市文联成员的名号，被互相吹捧的地方作家们冠以作家头衔。方城仍爱好写作，但相比以前收敛了自以为是的锋芒。他在市报上发表的几则鼓吹校园文化建设的消息，甚合新任年轻领导的口味，因而颇受领导器重。学校校办室主任若懒得写文件，往往会分配给方城一些撰写文件的任务，方城写得讲话稿之类一旦飘入熟人耳里，从那些直白如话的词句中，就能分辨出是作家方城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