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六年春，我刚满八岁。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父亲在文革时遭批斗，五年前我们全家就从城里被下放到一所小镇上。这年春天，父亲再次从镇上的中学被临时调到乡里的一所小学里当校长。我们从镇上又搬到了乡下。

　　八岁的我那时上小学一年级了，因为不是本地人，加上父亲头顶上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帽子”的影响，所以我的性格上变得格外的敏感脆弱。我很少和同学玩。但是我喜欢上体育课，每个男孩都喜欢体育课，我自然也不例外。

　　教我们体育课的老师叫大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三十岁，家贫，未婚。他姓什么我不知道，周围的人都叫他大年老师，我也就跟着这么叫。大年老师给我少年阴郁的心投下了一抹曙光。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每次听到大年老师在学校那扬满黄土的操场上大声地喊着这个口号，我在教室里就会坐不住了。

　　大年老师担当着这所小学一到六年级的体育课。说起来是去上体育课，其实学校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体育设施。唯一的叫做体育器材的就是操场上那两个看起来岌岌可危的篮球架和一个破旧的篮球。

　　听父亲说，大年老师是退伍军人。从部队回来后，村长就安排他进学校当了老师。虽然在这所学校里当老师和农民也没啥两样，但是在学校里总是要比回村种地要好些。

　　每天下午五点钟，学校门口的老周头就会用榔头使劲敲着铁钟，只要听到这动静我就知道放学了。田里种地的农民听到这钟声也开始收工回家了。

　　放学后的操场特别的安静。我喜欢坐在学校旁边的一棵白杨树下看着远方发呆，想着远方的家。想着客厅五斗柜上饼干盒里的饼干还有大白兔奶糖，现在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玉米糊糊。

　　发了一会儿呆，我站起来准备回家吃饭的时候，看到大年老师在沿着学校的操场跑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球衣，这件球衣背后印着一个“7”字，“7”的上边还有两个窟窿，透过那两个窟窿我可以看到他健硕的肌肉。

　　他也看到我了，跑步的速度慢了下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用手摸摸我的头，

　　“小伙子，你喜欢跑步吗？来，和我一起跑吧？男娃，可不能像女娃那么娇气！”

　　我不吭声，抬起头看着他。

　　他见我不吭声，停了下来又问：“你喜欢篮球吗？”

　　我点点头。于是，他拉着我的手进了学校的一间仓库，仓库里乱七八糟的，没有灯，我什么都看不见。大年老师伸手在一个破桌子下面拿出一个篮球，对我说：“走！我们去玩球！”

　　“大年老师，我还没有吃饭呢！我妈妈爸爸还在等我吃饭！”

　　“哦，那你去吧！我在操场上等你！你家住哪里？”

　　我用手一指，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做恍然大悟状：”哦，原来你是杨校长家的小儿子呀！”

　　我点点头。一溜烟跑回家。

　　家里饭桌上居然摆着一碗红烧肉，虽然肉没有几块，都是土豆，但是有肉吃毕竟是惊喜的。

　　“妈，今天吃肉？”

　　“你快去洗手！今天是你的生日！肉是隔壁的玲子婶送过来的，是她男的开车从城里带回来的呢！”

　　“我生日？吃肉？”

　　趁着母亲不注意，我用小碗偷偷夹了两块肉和几块土豆准备藏了起来，想着等会送给大年老师。可是放哪里成了问题。院子里的小黑围着我打转，我想了想，这肉不要给狗吃掉。于是把肉放到了母亲的衣柜里然后关上了柜门。

　　晚饭我吃得心不在焉，所幸父亲一直都在和哥哥姐姐说话，无非是让他们好好学习，别荒废了时光等待知识分子的春天这一类的说辞罢了。

　　趁着母亲去灶台洗碗、哥哥姐姐写作业、父亲备课的时候，我进了房间把碗放到毛衣里，然后一溜小跑来到操场。

　　天已经完全黑了，远处几户人家窗户里蜡烛的灯光依稀可以照到操场上。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大年老师站在篮球架那里。

　　“大年老师，大年老师，我给你带了红烧肉！”我兴奋地从毛衣里拿出那个小碗，我用双手紧紧握住碗的边缘，摸着带着我体温的碗，大口地喘着气。

　　“你，你这孩子，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玲子婶送我的，今天我生日。我送给你，大年老师，你吃吧！我听说你没有田，口粮也很少，工资也没有，所以你常常饿着肚子。”

　　“这是谁说的？”大年老师的声音微微发颤。

　　“隔壁的玲子婶说的。”

　　“孩子，你吃吧！老师不饿，老师吃过了！老师回去了，你也回去吧！听话，我看着你！明天放学你来，我带你打篮球！”

　　我捧着碗默默地走回了家。

　　母亲正在念叨着家里怎么少了个碗，吃饭的时候明明是五个小碗，洗碗的时候却变成了四个。因为残酷的生活磨砺，资本家里的大小姐也变得世俗起来了。

　　看到我进屋捧着碗，母亲楞在那里，“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我放下里面有两块红烧肉和七块土豆的碗到灶台上。这是我仔细数过的，是一年级的刘老师教会我数数的，我想绝对不会错。母亲问我把肉端到哪里去的，我什么都不说，径直钻进被子里。

　　迷糊着感觉自己睡着了，居然听到隔壁在吵架，是玲子婶的声音。起初我以为是梦，睁开眼睛发现不是，我能听到她们家碗碎在水泥地上的声音，接着是玲子婶歇斯底里哭闹的声音。

　　“我这么辛苦地干活，半夜开着车赚钱养活你，你却居然做下这事？”是大货车司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看他开着大货车，就叫他大货车司机。

　　“呜呜呜……”

　　“你起来！你们这对狗男女，都起来！我去告你们！”

　　我吓得躲在被子里不敢吭声。这时听见父亲的问话：“隔壁又咋了？”

　　“村长今晚睡玲子家的，以为她男的去拉货了，谁知道说送货的路下雨冲垮了，明天去！他回来就看到了呗！”母亲小声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父亲很诧异。

　　“食堂的胖嫂说的。”

　　“胖嫂？”

　　“嗯，胖嫂是村长的老婆。你难道不知道？”

　　“啥？如意啊，你呀你，你也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现在怎么也变得也和周围的人一样了，一样世俗！要不要去看看？”

　　“嘘！小点声！不能去！小心村长把你这个阶级敌人抓走！”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了满脸淤青的玲子婶站在门口对着大货车司机的背影恨恨地说道：“你这个挨千刀的，你死在外面不要回来了！”

　　玲子婶断然不会想到她这一句话就会一语成谶，她的男人当天晚上开车从山崖上滚落下去，尸骨全无，只剩货车的残骸。

　　（二）

　　三个月后，经过村长的介绍，大年来到了玲子婶家。谁都没有想到，朴实的大年老师能够看上“小妖精”玲子婶。

　　大年来的那天，穿戴一新，他没有穿那件经常穿的带“7”的球衣，而是一套中山装和一双黑布鞋。母亲说今天是大年和玲子婶结婚的日子。村上对于玲子婶在丈夫还没有过完百天就结婚自然是耻笑不已，最受不了的就是玲子婶的儿子小葵。

　　小葵十四岁，读初中。他也不怎么爱说话，还经常打架，我经常见他鼻青脸肿地回家。周围他的同学们也都不和他玩。我想他在初中也和小学一年级的我一样，都是被同学孤立的那种。

　　大年老师依然每天晚上沿着操场跑步，他蓝色球衣“7”上面的窟窿被补了起来，我看不到他的肌肉了。

　　那个暑假，我、小葵、大年老师我们仨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的操场打篮球度过的，有时我和小葵就看着大年老师围着操场一圈一圈的跑步，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自从大年来到玲子婶家，我再也没有听到玲子婶骂人的声音和哭闹的声音了。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

　　那年九月开学后，学校接到了通知，说一个月后全县举行中小学体操比赛，要求一律穿蓝色的球衣和白色的球鞋。通知一到，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傻了眼。在这”抓革命促生产”的动乱年代里，有几个人买得起球衣和球鞋呢！但是乡长说这是县上下来的通知，不执行就是和革命抗争。当前斗争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一定要“增强人民体质！”只有体质增强了，才能“保卫祖国”。

　　那几天，我母亲急得团团转，家里三个孩子。哥哥读初一，姐姐读五年级，我开学读二年级了。但是全家除了哥哥外，我和姐姐都没有运动服和球鞋。情急之下，母亲也不管那么多了，她连夜给省城的资本家外公发电报，大意就是让外婆找一些接近蓝色的棉毛衫和白色的衬布寄过来。母亲从城里搬到乡下带来最像样的东西就是缝纫机，这是外婆送给她的陪嫁。父亲当初说不要她带，她一定要带了来，说三个孩子，衣服补补还是可以穿的。饿着肚子没有人知道，外面的衣服人家看还是要体面的。父亲批评母亲是“资产阶级大小姐思想”，母亲听了则不以为然。

　　我和姐姐的运动服解决了，但是球鞋在哪里呢？那几天晚上，大年老师都没有找我去打篮球了。我也看不到他跑步，反倒是经常看到他和小葵上山，拿着个篮子不知道在挖什么。有一天晚上，我远远地看着他们回来了，俩人脚上沾满了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