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青龙街，人们把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婶娘叫花妈。花妈是一个古老的称呼，现如今很难听到。但是，青龙街还有最后一位花妈。花妈五十多岁，从医院护士长的岗位上内退了。

　　花妈的老伴去世了，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以后，都在省会工作，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出门进门都只有自个儿的影子跟随着，在家也只和电视里的人相伴，就觉得生活无聊透顶。

　　两个儿子都非常开通，劝她给他们再找个爸，合成完整的一家人。

　　口风一放出来，各路人马闻风而动，各式各样的老头照片都迅速汇集到花妈手上。后来，花妈挑选了一位中学退休教师。街坊们也议论，花妈好歹也是官员遗孀，追求她的官员在职的退休的都不算少，相貌堂堂者不乏其人，她怎么下嫁一个平头百姓呢？但她和老教师两个人走在一起，倒挺般配。结婚以后，花妈带着老头去了一趟省会。

　　花妈他们先去了大儿子家。大儿子和大儿媳以前都是国营公司的中层骨干，后来公司倒闭，两口子自谋生路。现在，他们的公司也有模有样了，招了十多个大学生替他们打工。花妈他们去了，大儿子一家都很高兴，晚上请他们到饭店吃饭。酒酣饭饱之后，餐桌上稀稀落落还有一些没吃完的菜。大儿子好歹也是当董事长的人了，竟大手一挥，招呼小姐，打包。小姐将剩菜打好包，递给了大儿媳。花妈以为她不会接。大儿媳气质不错，一位标准的白领丽人。谁知大儿媳竟非常随意地接了过去，掂着上车，掂着下车，掂回了家。

　　在大儿子家住了几天，大儿子和大儿媳每天很早就出门了，很晚才回来。孙子又上寄宿学校，并不回家。花妈一连几天没见他们的面，心里空落落的。正巧小儿子打电话过来，催他们去。花妈顺水推舟，要走。大儿子和大儿媳拦不住，只好送他们去。行前，大儿媳给他们一人买回一套保暖内衣，说人老了怕冷，穿这个又轻便又暖和。花妈就笑吟吟地收了。

　　到了小儿子家，小儿子、小儿媳也到饭店给花妈他们接风。只是场面太过宏大了，小儿媳的娘家人就来了七八个，满满当当挤了一桌。菜肴样式多，在餐桌上叠了一层又一层，档次还高，有些如元鱼、大虾、螃蟹，花妈倒还认识，有些干脆就不知是何物，解释给花妈听，花妈似懂非懂的，只好连连点头。花妈悄声问挨她坐着的亲家母，这一席得多少钱？亲家母笑嘻嘻地说，老太太，你的儿子有出息，你就别问那么多，跟着享清福吧。亲家母说话不加掩饰，让一桌人都听见了。大家都对着花妈得意地大笑起来。花妈只好跟着讪笑两声。大家吃过了饭，桌子上还有不少菜肴，整鸡整鱼都没动几筷子。看着大家谦让着鱼贯而出，花妈急了，拽着小儿子的袖子，悄声问，不打包？小儿子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嗨了一声。

　　来到酒店大堂，小儿子走向收银台，喊一声，签单。花妈又不明白了，怎么小儿子不像大儿子说买单而是说签单？请教亲家母，亲家母这时有所顾忌了，四面一看，见周围没外人，冲花妈耳语道，你儿子在单位管后勤，可以签单的。那谁给钱？花妈又问。亲家母稍微变了脸色，仍是笑着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嘛，你跟着享福就行了，何必问那么多。小儿子过了一会儿才过来，手里掂着两只黑色塑料袋，鼓鼓囊囊不知装着什么东西。一袋给了丈母娘，一袋拎了回来。

　　当夜，花妈在小儿子家宽大的席梦思床上一直睡不着，翻了一夜烧饼。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推醒老头，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跟她回去。

　　花妈要走，小儿子、小儿媳怎么留都留不住，见实在留不住，小儿子慌慌拿出一沓钱，塞给花妈，又将昨夜拎回的那袋东西递给了老头，说是一点烟酒给爸爸。

　　花妈将钱扔在了茶几上，一张张百元大钞散开来，摊成一幅红彩的扇面。她劈手夺过老头手里的东西，搡到小儿子怀里，昂着头出了门。

　　在火车上，花妈问老头，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老头说，都挺孝顺呀。

　　花妈嘴角噙着几丝冷笑，用鼻子哼了两声。

　　回到家，花妈就翻箱倒柜地找，找出一张存折。她让老头陪着，取了３０００元出来，说是要给儿子寄。寄给哪个？老头问。你说呢？花妈反问了一句。

　　原来是寄给小儿子的。老头发现，花妈还在汇款单上写了一句话：妈只想吃一顿干净饭，不知钱够吗？老头忽然明白过来，拍了拍花妈的脊梁。

　　晚上，花妈枕着老头的肩膀，幽幽地说，你知道吗，孩子他爸以前当局长，犯了贪污罪，毙了。

　　老头愕然地张大了嘴巴。他惊讶地看到，花妈的眼泪小溪一般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