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范庄，范广贤的名气绝对超越村长。村长有上任有离任，有年轻有年老，有生有死，唯独范广贤几十年来名声响亮独领风骚，被人们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经久不衰。甚至在县城，人们闲事唠嗑，相互打听老家祖籍，说是小范庄的可能没人知道，再搭上一句，“和范广贤一个村。”问的人便恍然大悟，：“啊，知道了知道了。谭云青生了个范广贤嘛。”

　　范广贤其实不是小范庄正宗后人，是他娘谭云青从东北带来的，亲爹是谁他娘自个也说不明白。谭云青倒是本地人，十五岁跟杂技班子跑到吉林，叫看上了当地一个放木排的，就跟了放排的过日子。没过两年，放排的木排翻江掉水里淹死了，又跟了一个伐木的相好；伐木的叫树砸死了，又跟了一个林场锯木工人；锯木工人被锯断了胳膊，失去了劳动能力，两人就又散了伙；谭云青回到老家，经人撮合跟了五十四岁的老光棍范黏糊。范广贤那年十四岁，方才有了正式的爹和正式的官名，不再叫没名没姓的“小哈”了。

　　以后的日子范广贤基本上是听着有关他的歌谣长大的：“不怕范广贤哭爹，就怕谭云青下地。”范广贤来时就有一米七多高，别看长个大个子，脾气活像死（读“撒”音）他窝囊的后爹范黏糊，小孩子捅他一指头就吓得哭。别人家的孩子不好惹，一哭，大人就会出来干涉，闹不好挨顿揍。范广贤挨欺负没人管，他爹窝囊不敢管，他娘是外来户也不敢声张，一家人窝窝囊囊甘吃哑巴亏。他娘谭云青不敢明着跟村里人干仗，暗里却敢偷。不管是生产队大田作物，还是人们自留地的瓜果梨桃，没有她不偷的东西。村长范广成他娘种了一分地甜瓜，从瓜秧坐瓜起怕人偷，五十多个黑天白天没敢踏实合过眼，白天照看，夜里照看，比侍候月孩子都精心。这天中午家里没人送饭，广成他娘饿得直心慌，看看大晌午地里空荡荡四野没人，就着急往家走。路上碰见谭云青，两个人还打个招呼。没走到家门口，广成他娘心里忽闪一下，心说坏了，转身往瓜地里跑。结果一地的甜瓜，凡是熟得黄了皮儿的，一眨眼功夫全没了影儿。广成娘又心疼又生气，在地里哭骂叫喊抹眼泪，从村西头骂到村东头，骂了三天才解气。村里人都害怕谭云青下地干活，谁也不愿和她家作地邻，叫她偷怕了。当地生产棉花，摘（当地叫“拾”）棉花的时候，明明在地头看好她在自家地边，走进地五十米后再看，她能走进人家三陇地里。一般人家种十亩棉花，卖３０００斤皮棉，算是好收成；他家十亩棉花能卖到４０００斤。别人故意问，谭云青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说：“那是俺脚长，走得快，干活多。”话传出来，村里好事的人给谭云青编了一首歌谣：“广贤的娘，脚尖长，脚尖上挂铃铛；裤腰掖满嫩棒子，裤腿里塞满红高粱。广贤娘走进棉花地（当地念“娘花”，），地上地下一扫光。”说谭云青偷东西比鬼子扫荡还厉害。广贤起初听了脸上不搁，还跟人着急，时间长了，也没有脾气了。

　　转眼范广贤长到十八岁，一米八高的大个子，膀大腰圆，大眼，大嘴，宽鼻梁，招风耳朵，能吃能睡能干就是胆小窝囊不敢人脸前说话。八十年代初，每逢冬闲县里还要组织民工挖河，从各村里抽人，不出人工的户要分摊粮食或者钱物。广贤娘舍不得出粮食出钱物，擦擦眼泪一床破被卷巴卷巴送广贤上了河堤。挖河修堤是真力气活儿，当地流传“三大累’：挖河、脱坯、抱孩子看戏，挖河是第一累，多少庄稼好汉谈挖河而色变，闻修堤而胆寒。哪想到广贤上河堤好比鱼入水，雁入林，竟闯出一个大大的名头。广贤壮，有力气，推车爬坡如走平地；别人都是一个人挖土装车，一个人推车一个人用绳子拉车，三个人固定组合还累得第二天爬不起炕。广贤不用人装车不用人拉车，自己玩土自己装，推起车就一溜儿小跑不歇脚，从河底一鼓气跑道河堤，一个人顶仨个人干。广贤能干还能吃。工地伙房做饭和家里边不一样，不讲究样好看，讲究个大，不拘斤两，让人们放开肚皮吃饱。广贤吃饭不言声，也不往前挤，也不和大家抢。反正箩筐里有的是馒头敞开吃。只见他不紧不慢走过来，拿一个馒头盛一碗菜蹲在一边就吃。吃着吃着，突然大家嘴里没动静了，吃饱的没吃饱的都停下来，一百双眼睛惊讶地看广贤一个人吧唧吧唧地吃。此时广贤吃到酣处，左手五指分开夹三个馒头，右手筷子风卷残云一般往嘴里拨（注意不是“挟”），拨到嘴里几乎看不到咀嚼的动作，悄无声息就咽下肚子。厨师范广明在河上做饭二十多年见多识广，年年出河工做饭，见过能吃的人无数，可这么能吃的真没见过。吓得他直哆嗦，怕吃出人命没法交待。等他好不容易停下咀嚼，小心翼翼地问：“广贤啊，吃饱了吗？”广贤摸摸肚皮，松一口气，：“凑合，算是饱了吧。”有人好事，凑到跟前问：“凑合就是还没吃饱，还能吃吗？”广贤点点头，问：“还有吗？”广明心里有气，转身到别的村伙房借来十个馒头，一盆菜，望他脸前一杵，讪讪地说：“　吃吧，别说我不管饱。”广贤也不说话，拿起来就吃。结果十个馒头没吃了，剩下一个，一盆菜也吃光了。广明说：“我的娘哎，广贤啊，我可算服了你啦，十八个馒头，最少三斤面啊。”

　　第二天，广贤的事迹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工地，连修河指挥部的人都知道了今年工地来了一个超能吃能干的范广贤。指挥长听了，说，这是人才啊，应该大力宣传树为典型。”马上组织报道组下去采访。记者采访广贤，广贤紧张得差点尿了裤子，吭哧吭哧半天，脸憋得红成猪腰子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县里的女记者一再启发，广贤说；”俺娘说过，爹娘养个孩子不容易……出门在外，要吃饱；干活要实在，不偷懒。”　报道组一番加工修饰提高，范广贤围着白毛巾流汗推车劳动的巨幅照片出现在省报上，广贤在广播、电台、报纸上成了人人皆知的人物。广贤出席省里的的劳模会，奖品除了奖状、写着战天斗地红字的茶缸，还有一台当时农村罕见的天津牌收音机。世间事流传往往靠两个版本，一个是官方，一个是民间。而民间流传的版本往往更生动、更新鲜更津津乐道易于流传。关于广贤的民间版本是一段顺口溜：“天蓝蓝，海蓝蓝，钢枪在手斗敌顽，谭云青生了个范广贤。北风吹，战鼓擂，广贤甩胳膊又蹬腿，小车一推谁怕谁？”。村里人听到消息，谭云青大屁股一歪一歪从村东头扭到村西头，乐得抖搂着皱纹就像是开了一脸的菊花，：“俺广贤露脸喽，赶明就是公家人喽！”

　　范广贤没有成为公家人，修河一结束，还是一辆小车推着被窝卷回了家。不同的是被窝卷里夹了一张范广贤围着白毛巾流汗推车劳动的巨幅照片，车把上挂了一台天津牌收音机。巨大的荣誉以前所未有的光照度笼罩在这个卑微的家庭。照片被摆放在堂屋正墙，端端正正接受一家人每天的顶礼膜拜，成为一家的人无上的光荣。修河带来的巨大的荣誉给这个家庭带来村里人足够的尊重，种种关于围绕这个家庭的蔑视、欺侮以及所有不利的言论纷纷烟消云散。所有往事被重新正面解读。范广贤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卑微家庭脱离卑微走向高尚的象征，一个小范村摆脱平凡成为公众楷模的时代象征。在一定程度上，范广贤作为一个象征和特定的名词，深深植入民间，扎根田间地头的村话俚语，其知名度远远超越村庄这个载体所能承受的范围。而范广贤本人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接受和正确理解这一切，陷入自己和特定社会制造的光环里不能自拔。他不是常常望着堂屋里自己的照片发呆，就是蹲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小推车前面胡乱摆弄。小推车被他拆开装上，装上再拆开，各楔铆之间擦上厚厚地黄油，车把手用砂纸打磨过，再涂上一层机油，用布条反复擦过，擦得黝黑发亮。一把铁锹随身携带，打磨得没有一丝土星儿，斩草截木锋利无比。最惬意的事，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人们围在广贤身边听收音机。广贤可以随意调台，他想听刘兰芳讲评书，大伙就听评书；他想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大家就一起听故事。他不高兴了拧着旋钮玩儿，大家伙就一起听刺啦刺啦的杂音，谁也不敢说什么。

　　等到秋末收完地里的庄稼，广贤特意让他娘作了一床新被子、一床新褥子，整整齐齐捆好，放在小车上，车把上挂上那一台收音机，铁锹横放在车把上，兰花围脖系在脖子上，然后，就等村里招呼去挖河。谁知道等呀等呀等呀，村委会大喇叭里没有通知挖河；等呀等呀等呀，村委会大喇叭里没有通知挖河。从早晨等到晚上晚上睡不着觉，从晚上等到早晨早晨干不下活。等到了腊月初八，广贤等不得了，广贤急躁了，广贤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要发作，广贤黑红的脸膛憋得煞白煞白，脖子上的青筋鼓出老高。吃过腊八饭，广贤跟谁也没有打招呼自个推上车子出了门。太阳在哪边，他不管；望哪方向走，他不管；只管一个劲低头往前走。爹来劝，劝不回；娘来劝，劝不回；村里人来劝，他抽出锹把就要跟人家拼命，谁拦着就跟谁急。大队书记广成来劝，他扔下锹把蹲在路边懑懑地哭起来。广成问了问情况，一拍大腿，咳了一声，说，因为政策调整和其他原因，县里以后不再组织大规模的人员搞人工挖河了。也就是说，给广贤带来无限光荣与骄傲的挖河运动是最后一次了，让广贤一家在村里接受平等待遇被另眼相看的机遇再也没有了。

　　以后的几十个年月里，人们经常看到全副装备的范广贤无休止的走在修河挖堤的大路上：崭新的被子褥子，整整齐齐捆好，放在小车上，车把上挂上那一台收音机，雪亮的铁锹放在车把上，兰花围脖系在脖子上。广贤在漫长的激动和等待中不知不觉走进了自己的世界，在这个对别人来说谜一样的世界里，他固执的守护着自己曾经的骄傲与光荣，并且深深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他拒绝接受身边的任何变化，全不顾身边已经悄悄走过了几代人。他走啊走啊走啊，走得头发白了，走得腰也弯了，走得背也驼了，逐渐走成了当地的一个风景，走成了远近乡里的故事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