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兰大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她的死一下把人们弄胡涂了。

我当时想，刘阿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于是，她的死，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各种传言、诽闻顿时丰满了人们想象的翅膀，类似乌鸦在人们的嘴上飞翔。

地震那天早上，刘阿姨一丝不挂地从岑医生的被窝里扒出来，她的丈夫和儿子要不是在大伙和解放军的劝说下，刘阿姨的尸体就可能暴尸在废墟之上了。真丢人！她的丈夫是带着愤怒和耻辱，把她草率地掩埋了。

刘大夫的丈夫是火车司机，文革时期是铁路分局的赫赫有名的红旗号列车车长。他长得浓眉大眼，高大魁梧，就象于洋演的《英雄虎胆》里的副司令，很有气质。那时他经常和刘阿姨吵嘴，有时还动手打刘阿姨。我家的后窗户对着她家的门，他们打架的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楚。每次刘阿姨被打后，就去医院住。她的丈夫冲着她的背后狠狠地说：你死在外面，永远别回来！

后来，刘阿姨在医院不看病了，她的听诊器也被没收了。她成了一名看电梯的改造人员。刘阿姨是六十年代上海医大临床外科系毕业的大学生，她长得是典型的江南美女。那年代，我还没看过潘虹演的《人到中年》，后来看了以后，再回想起刘阿姨的模样，她长得真象潘虹。她那气质，她的漂亮，让人看了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又一次，我去她家找她的儿子玩时，见她用铁钳子在炉子里烧一会，就夹自己的秀发。一会儿，她的秀发就出现几个波浪型的大弯。她在家还经常穿腰下开气的裙子，后来知道那叫旗袍。那时刘阿姨刚刚三十出头。她的丈夫是天天下班追她，接送她一年，才打动了她的心。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地曾经传为佳话。

夏天的时候，刘阿姨抱着一把枣红色的六弦琴，在家门口弹，门前围着很多听。我那时还小，只觉得那声音好，就打开后窗户听刘阿姨弹琴。刘阿姨的儿子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玩。刘阿姨对我说，你比宁宁大，是大哥哥，阿姨上班没时间，你替阿姨照看点。从那以后，宁宁下学就和我在一起写作业。他家有一副网球拍，是牛劲的网线。框和把是藤子的。那时我还不认识网球拍，以为那是羽毛球拍呢。我们就用它打羽毛球。结果累得我和宁宁的胳膊都疼了。第二天，刘阿姨下班就给我俩买了一副羽毛球拍。

我上中学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牙，我发现刘阿姨在电梯里看电梯。刘阿姨问：“牙又疼了？”我咧着嘴说“是”。她把我送到了牙科门诊。那时，我听说她在医院里经常挨斗，不让看病了。医院里有四个工人成了主治大夫。一个叫锅炉方，一个叫痰盂李，一个叫地板张，一个叫死尸蒋。这四个人成了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的大拿。

有一次，一名患者肚子疼，找到痰盂李。这位在医院倒痰盂的大夫，给病人开了点颠茄片，就把病人打发走了。结果，那位病人走到电梯口就再也走不动了。他拉住刘阿姨的手说：“刘大夫你给我看看吧，我疼得要死了。刘阿姨用手摸了摸病人的肚子说：“你再回去找她，就说我刘若兰说的，得马上做手术，不然就危险了。”病人又回去痰盂李，到了门诊就休克了。抢救过来后，他把刘大夫的话一说，痰盂李傻了，马上找到院长，最后，院长把刘大夫叫来，给那位病人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刘阿姨做完手术又回去看电梯了。

接刘大夫看电梯班的是内科的岑医生，岑是哈医大的高才生。他细高的个，白镜子，戴一副眼镜。他是医院的内科主任，负责四个内科病房。他被打成黑听诊器后，就和刘阿姨一块看电梯了。他的妻子看他被打成黑人物后，带着孩子和自己的东西回了哈尔滨.

从此，岑医生就一人住在离我家几十米外的一间平房里，过着独身生活。后来，听说他妻子和他离婚了。刘大夫有事不来上班的时候，岑大夫就替她。他俩一个是医院的黑手术刀，一个是黑听诊器。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遭遇。他俩就象两只受伤的猫，相互为对方舔舐着伤口。刘阿姨被丈夫打后，就去医院值班不回家了，岑医生看到刘阿姨被打得身体青一块紫一块，找来酒精药水为她擦拭伤口，尽管刘阿姨的外伤很快愈合了，但她心灵的伤口是无法愈合的。那天夜里，岑医生把电梯开到了楼顶层，关闭了电梯门和灯，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地震那天，刘阿姨就是一丝不挂地死在了岑医生的怀里。刘阿姨的丈夫和宁宁把她的尸体简单地埋在了桃山万人墓地。连碑也没给刘阿姨立，而且坟头堆得很小。

第二年的春天，孤零零的坟头就被杂草淹没了。

七七年的春天，刘阿姨得到了平反并补发了工资，清明节的那天早晨，天空下着霏霏小雨，刘阿姨的丈夫和宁宁带着铁锹和香纸给刘阿姨填坟，她的丈夫流着眼泪把刘阿姨的坟堆得很高很高，远远地看去就象一座山峰。宁宁给母亲立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文上写着：慈母刘若兰之墓，左边写：生于公元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右边写：殁于公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