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伏尔泰告诉我们，如果你问一只癞蛤蟆，美是什么，它一定告诉你说“是雌癞蛤蟆”。

　　正缘于这个可悲的理由，我无可救药地爱着一个有钱的老女人。

　　其实准确点的说法，女人３０正是一本书最耐读的部分，尤其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妖娆、品起来有点小资、摸上去特别光润、一旦陷进去就特别深的女人。

　　她是做设计的，因此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或多或少地融进了她的妩媚和悠然，走进这个城市，你甚至可以感受出这个城市的性别－－她就像一个美妇懒洋洋倚靠在湘水之滨。她特别喜欢喝白兰地，一种叫做“诺贝”的另类Ｖ。Ｓ。０。Ｐ，她说喝这种酒有一种感觉叫“堕落”，有一种激情叫“想入非非”。

　　我们在喝光了一整瓶的“堕落”之后，难免俗套地彼此想入非非起来。

　　她说她做梦都梦见这样一所房子，汪汪的蓝色，屋里全是水，上帝近在咫尺俯视着水面，半裸的天使们在水中嬉戏，在光与影交织的蓝色幻像中穿梭着的是人，不是鱼。

　　我说我从来不会做这样飘渺虚无的梦，我所有的梦境都和现实有关，性或者金钱。在我４岁的时候就常常梦见自己一路拣硬币，一分到五分。因为我家里穷，这些基本就是我所有的梦想。她怜悯地凝视我，用非常母性的目光，如同圣母。

　　于是我开始控制不住地吻她，像一个渴乳的婴儿般贪婪，像捕猎的狐狸般多疑而小心翼翼，像隐身的蜥蜴般寸寸逼近，直到她终于放弃抵抗而化作一片温暖的熔浆。

　　我透过她的发隙可以看见窗外她设计的城市，在一片酽酽霓虹中一点点地舒展开，城市里没有阴暗和潮湿，每一个角落的乞丐都快乐而且雍容，我从城市的大街上闪电般裸奔而过，空气嚓嚓地摩擦我的肌肤，发出不易察觉的蓝色火花愉悦着每个人的神经，让一切真实都不由自主地成为背景。

　　像其他许多幸福的男女一样，我们幸福地同居了。起初的记忆是朦胧而且不确定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始终像个母亲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起居，宽容我的无聊举止。我承认自己常常是无礼的，甚至是粗暴的。但是这段记忆常常会奇怪地与我儿时对母亲的记忆重合起来，并且不分彼此，以至于我怀疑我的记忆需要重新格式化一次。

　　那段时间我发疯般地喜欢听ＲＡＭＯＮＥＳ，乔伊雷蒙的病逝几乎摧垮了我的意志。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反复听着“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世纪末）”。每天我除了喝酒几乎是粒米不沾，与任何人不说一句话。她认为照这样下去我估计是活不到明年生日了，于是她打电话给我母亲，希望她能够来看看我。

　　我母亲以她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女人与我关系的不一般。于是约见她，两个女人进行了一次不可告人的长谈。

　　这次会晤是我命运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同样爱我的女人不知道经过怎样不可思议的争吵和让步，最后签订了割让我的条约。－－她同意离开我，让我回到母亲身边。

　　她是悄悄走的。在她离开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她会陪我相拥着听了一夜的“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为什么会把我的画像擦拭得一尘不染然后印上她的唇印。直到母亲走进屋，我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惊天大阴谋里，我大叫着冲上了大雨滂沱的街道。

　　之后的几年里，时光冲淡了我对乔伊雷蒙的悼念，也冲淡了整个夏天的激情。只是每当耳边响起朋克旋律，或者凝视这个女性的城市浮华的建筑时，才会有一条冰凉的蜿蜒爬进我的胸膛，冷不丁咬住我软弱的心脏。

　　不知是在哪个世纪有个伟人说过，我们都是豪猪，彼此相依取暖，可是一旦靠得太近就会伤害到对方。我们都不想伤害彼此，即使今天或永远，她知道我在哪正如我知道她在哪一样，她仍然爱着我正如我仍然爱着她一样，我们保持着距离，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时爱也需要保持一种距离，而这种有距离的爱是最完美最无奈和最刻骨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