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是谁，尽管盐水瓶上一定有她的名字。

　　她来的时候，我坐在九号位置。她问我，小姑娘，你是九号吗？她一定看出来我只是陪同家属，我很配合地站了起来。她说她是老病号，她每回都坐在九号位置。这是三个连在一起的挂盐水座位，丈夫在八号位置，我从九号搬到了七号。我搞不懂那么多位置空着，她为何偏偏要和我们挤在一起？

　　她长得很胖，五十多岁，和人们想象中的上海市井老女人一样，当我只穿着一件到膝盖的羽绒服，里头只有一件单衣时，她穿得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如同端午节的肉粽子。

　　她见我很喜欢小孩，因为四号的青年夫妻，带着一岁的小孩挂盐水，孩子哭得万分伤心，我跑去引着孩子发笑。

　　她冲我笑笑，问我，小姑娘很喜欢孩子吗？我说是的，要是有钱，我要生他七八个。

　　她说孩子不过是多一双筷子而已。我说养孩子，不是养猪啊。

　　她说她在最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要了女儿。她身体一直不好，女儿是喝牛奶和粥汤长大的。她是长女，当初插队落户，上山下乡非她莫属，这样弟弟妹妹才有较好的分配。一个上海女人，在河南当了多年的农民，最终借巨债疏通各种环节，还办了假离婚才回到上海。青春没了，钱也没了，连房子也没有。她说这辈子只有女儿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快乐，她已经考到钢琴十级了，本科毕业，找到了工作，晚上还去肯德基打工。每个月女儿将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她的丈夫每月四千多块薪水，而她退休之后也有一千四百元退休金，全家都不让她出来工作了。可她停不下来，所以又来医院报到了。

　　很多人是不肯对外人说自己是钟点工的，而她说了。她问我家里兄妹几个？我说我还有一个亲妹妹，在大医院当妇科医生。她说她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可惜两个弟弟都走了，大弟媳守寡十三年，二弟媳守寡十一年。大弟媳在四十岁时，大弟弟患了重症胰腺炎，当时她没日没夜地加班，存了十多张调休单，结果大弟弟说走就走了。她说到大弟弟时，眼神里满是忧伤和惋惜。

　　她说，时隔两年，二弟也得了这个病，那时只要二弟媳找她，她马上赶去。她陪了二弟二十多天，二弟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倾尽所有地给他治病。送二弟走的那天，她告诉二弟媳，钱不用还了。后世她办得风风光光的，她没有一丁点儿的内疚，甚至还挺开心，但她想起了大弟弟，心里总憋得透不过气，可惜了那些调休单，一张都用不上啊……

　　她看了看盐水瓶，又看了看手表，她说到五点四十就去曹杨路接女儿，开助动车去，正好女儿能赶上六点半的兼职，这个月女儿给了她四百多块，比起五十块一堂钢琴课来说，这些付出都有了回报。

　　她走了，她说明天七点她会告诉我，为什么她一直坐九号位置？为啥退休了，她还在拼命地干活存钱？第二天我们睡了懒觉，所以没见到她。

　　望着那个无人的九号位置，我突然想起她说，明年九月，大弟弟十四周年了，不能让大弟媳再租房子了，十三年的寡啊，整整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