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小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村里要选村主任了，要我帮他拉拉票。本来在那之前，他已经给支书“谈”过话，只要他在选举中票数差不多，支书再暗箱操作，小管进村委会当干部可算稳操胜券。

　　看在小管和我是姑表弟兄的份上，表弟既然有此重托，咱当然鼎力相助。

　　选举那天，几名选举委员会成员拎着流动票箱，特意来到俺家，要我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了，大多数留守人员都不识字，我则成了大家的代笔人。反正票在我手上，我当仁不让地把小管的名字“镶”进了主任栏。

　　选举的结果正如我预料，小管顺理成章地成为村委副主任。

　　在他任职的这几年中，这位村官表弟确实让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救济面粉咱吃了，救灾款咱花了，俺家还给了两个低保名额……

　　我家中住着二层小楼，镇上开着百货商店，摩托车、手机、电脑等现代通讯工具可谓应有尽有。按说不应该享受这些照顾，可朝里有人好做官，谁让俺有福气摊上小管这样一个能呼风唤雨的表弟呢？

　　说实在的，每次去镇邮政储蓄所领取那近千元的低保资金，我都是偷偷摸摸的，生怕人见了说长道短。我也不愿昧着良心做人，好多次想把好处让给村里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户，可又一想，小管这样一个村委副主任就能够为亲戚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些做县长，做市长，做省长的呢？不要白不要，谁让党对咱那么好呢？

　　村民对我靠关系得到这些实惠满肚子意见，可有意见又能把我咋的？

　　眨眼之间，几年过去，小管的任职到期，村委又面临新一届选举。我准备用这几年得到的好处费为小管表弟拉选票，力争让他扶正。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可谓绞尽脑汁。

　　我准备充分利用固定电话的“乡情网”免费电话，看着电话簿上的号码向每一个村民拉票，把小管的“主任”想法通知到各家各户。当然“求神拜佛”的事也在所难免，镇长书记每人一千，村支书五百，只要小管登上村主任的宝座，以后有的是赚回的机会。

　　我为自己的锦囊妙计沾沾自喜，连夜给去外地打电话的小管，要他回来“组阁”。小管接到我的电话竟然表现得很漠然，他在电话里向我诉起苦来。

　　当初他那样一门心思地想进村委会，主要是想着那每年三四千块钱的报酬，可真正到了那个位子上，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他是村委委员，镇里干部来村上检查工作，常在他家吃饭，至今他还有两千块钱的烟酒帐没法报销；因为他是村委委员，五千口人的村子，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得去随份子，一年仅此一项，他又得花费两千多元。

　　眼见得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家中花钱的地方没边看，小管早把当干部的想法抛到爪哇国，这不，过罢春节，他就进城打工了。小管说，现在进城打工不像以前干了活工资没保障，只要肯掏气力，在外面干两个月，就相当于当干部一年的收入了。

　　听完小管的话，我大失所望。树倒猢狲散，看来以后我再也不能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党的“温暖”了。

　　我正为自己的一番策划白费心机而懊恼时，村支书却给我打来了电话，竟要我参加这次的村主任竞选。我一时受宠若惊，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这样一不留神地走了官运。

　　尽管我用当初自己为小管策划的办法去参加了竞选，我却最终没能当上村干部。倒是那位没有任何社会背景、靠养鸡发家的翠嫂获得的票数最高。

　　我也知道翠嫂当村主任是当之无愧的，可总有些不甘心。在既定的事实面前，我又发扬了阿Ｑ精神：不干也罢，反正咱又不缺吃，不缺穿，不缺花。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心里却是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