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大牛、小山和我，我们三个最为要好，经常是形影不离，不上学了，便在村里瞎转悠，撵鸡打狗，变着法儿寻开心。

　　是在１９８４年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那年暑假的一个午后，那个换货老汉推着他的独轮车又出现在了我们村口。他一声接一声慢条斯理地吆喝着：换货咧——烂套子烂铁烂鞋——换娃娃哨哩——

　　闻声，我们三个走了过去。头顶树梢上的知了正“知了知了”地聒噪着。“娃娃哨咋换？”大牛望着换货老汉，眨巴着眼睛问。

　　“一双鞋一个。”说完，换货老汉从货箱里拿出一个公鸡样的娃娃哨，凑在嘴边，吹了起来，哨音清脆响亮。最令人称奇的是，那哨音里还夹带着一串串的水音，一颤一颤的，像是从那换货老汉肚里发出来似的。

　　“你等着，我去拿鞋。”大牛一溜烟地跑开了。过了片刻，大牛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手里多了一双黄胶鞋。

　　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大牛、我和小山都只穿一条小裤头赤脚走在村外的山路上。大牛趾高气扬地走在前头，嘴里的娃娃哨音盖过了枝桠上的知了声。那泥捏的烧制而成的黑红色的娃娃哨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一晃一晃的，刺得人眼花。我和小山肩上各扛一杆知了网，懒洋洋地落在后头。

　　天快傍晚时，我们三个满载而归，大概套了有近百只知了，用细铁丝穿起来拎在手里，大摇大摆地朝村里走去。

　　大牛依然趾高气扬地走在前面，那娃娃哨发出的水音，撩拨得我心里一漾一漾的。“大牛，”我说，“让我吹一下嘛。”

　　“就是就是。也让我吹吹。”小山眼巴巴地望着大牛说。

　　大牛低头思忖了一下，说：“一人只准吹三分钟。”边说边从嘴里取下娃娃哨，塞到了我手里，“我数到１８０下，你就得还我。”

　　第二天，我们三个又相约去河沟里摸鱼。走在半道上，我猛地想起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儿，就扭脸问大牛：“咦，你的娃娃哨哩？”大牛迟疑了一下，说：“让我娘一脚给踩碎了。”

　　“咋回事儿么？”小山问。

　　大牛狠狠地踢了一脚路边的小石子，说：“那双黄胶鞋我爹正穿着哩……”我和小山就笑。小山几乎笑岔气去。

　　笑够了，一时间，我们三个沉默了下来。到路边寻了个树阴，我们三个坐了下来。小山说赶哪天那个换货老汉来了，我们再换一个不就得了。大牛就说那换也该你俩换了。我可不敢再换了，我娘打人狠得很！

　　我瞅了瞅大牛，又瞅了瞅小山，说我给咱换！换三个，一人一个！

　　过了几天，那换货老汉推着他的独轮车又出现在了我们村口，一声长似一声地吆喝着：换货咧——烂套子烂铁烂鞋——换娃娃哨哩——

　　闻声，我们三个又围了上去。我冲那换货老汉说：“你等一会儿，我回家去拿东西换。”换货老汉笑了笑，摆摆手说：“不了不了。我一人送你们一个！”

　　我们三个瞪大了眼睛，一时怔在了那里。“不过嘛，现在货箱里转了好几个村就只剩下一个了，还是个没带水音的。如果你们真想要，就让这个大个子——”换货老汉手指着大牛说，“让他跟我回去拿。路也不远，翻过一道梁就到了。”

　　我和小山听罢换货老汉的话，噌地目光齐刷刷地向大牛投了过去，向他要注意。大牛低头想了想，霍地抬眼说：“行。去就去。顺便还能去我外婆家逛一圈呢。”

　　“你俩给我娘说一声，就说我去我外婆家了，明天回来。”说完，大牛屁颠屁颠地跟着那换货老汉走出村口，爬上通往后山的小路，拐过一个山崖，很快就消失在了我和小山的视线里。

　　第二天，我和小山早早就在村口等着，等着大牛和我们的娃娃哨。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枝桠间的知了歇斯底里地叫着。可直到天擦黑也没见大牛的影子。大牛爹娘急了，摸黑就朝后山的大牛外婆家赶去。

　　过了两天，乡派出所的民警在后山的一株老槐树下找到了大牛的尸体。所长跟大牛爹说大牛多半是被人从崖上推下来的。

　　一个月后，村里的大人说那个换货老汉已经被县公安局抓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祸害大牛，最权威的说法是，文革时大牛的爷爷用猎枪打死了换货老汉唯一的儿子。

　　大牛死后，他娘就变得疯疯癫癫，满村子乱跑，嘴里叽里咕隆地说她不应该踩碎大牛的那个娃娃哨……

　　长大后，我爹告诉我说，文革时大牛的爷爷是“炮筒”的小头目；而换货老汉的儿子则是另一个派系“红联”的一个小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