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四月，风微微的吹着，天气是醉人的温暖，空气湿润而清爽，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满坡红艳艳的杜鹃，浅红的桃花、粉淡的杏花、雪白的梨花，从无锡到南京，我一路穿行在醉花阴里，却无心听水岸旁一声声莺莺燕燕的呢喃。

　　你一头雪白的银发，嘴角上漾着微微的笑意，红扑扑的脸颊也像是这春天的花盏，一双深邃的眼眸，正慈祥地望向我。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啊。外婆，你不该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望着我的一双泪眼。你怎么能够在这繁花似锦的绚丽时光里就此与我永别？

　　外婆，你看见我如泉奔涌的泪水了吗？没有一句叮咛，没有一声嘱咐，你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人间，到天国里去了。外婆，你忘了我们初春的约定了吗？我说，桃花开了的时候，再来看你，你微笑着答应的啊，你为什么要失约？桃花开了，我如约来了，你却躲进这缠着黑纱的玻璃镜框里边。

　　外婆，我带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来看你了，你却在这明媚春光里，化成一袭晚霞，一缕轻烟，一百零三年的风雨兼程，我知道你累了，你需要到天国去休息了。可是，你就这样匆匆去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外婆，你听到女儿伤心嘶哑的呼唤了吗，你看见孙儿留恋不舍的泪光了吗？外婆，我来晚了，我不应该傻傻的等待桃花开。我曾经做过很多傻事，我都不后悔，可是这一次，叫我情何以堪。一步之遥，天人永隔，留下永远的遗憾。

　　外婆，还记得吗？这张慈祥和蔼的照片，是你九十大寿时，我在寿宴上帮你拍的。那天您穿着大红的唐装，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我来给你敬酒祝寿，你开心的笑着，还不时说起我儿时的故事。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由大跃进转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全国都在闹饥荒，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听说大外孙出生了，你千里迢迢，从江南来到滨海城市青岛，身上背着一个硕大的实木澡盆。这个澡盆很重、很重，直到我上了中学，一个人还搬不动。为了给外孙这份厚礼，你在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以你瘦小的身躯，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将这厚重的大澡盆，由南京背到青岛的。这个澡盆，从出生起，我一直用了十六年，直到参军。这个澡盆伴随我从山东、到华北，再转回江南，后来我的儿子又接着用。

　　外婆，母亲告诉我，这个澡盆从你背上落地后，你就给我洗澡，你是给我洗澡的第一个亲人。爱清洁的你，在那个春季，每天都为我洗澡、洗头，以至洗掉了我头上的最后一根胎毛。为此，来自山村的奶奶不干了，她对你抗议：你这个老婆子，把我孙子都给洗秃了。你不答话，只是微笑。这个恩泽了我们父子两代人的澡盆，承载了你多少深深的情，深深的爱。现在，又是人间四月天，澡盆还在，你却去了。

　　我两岁的时候，天天喊着要吃肉。那个年代，人们饭都吃不上，到哪里去吃肉？听着我的哭闹，你心疼的泪流满面。我母亲劝你说：小孩子不懂事，闹闹就好了。你说：大人再苦，小娃不能哭。硬是跑遍大街小巷，用兜里仅有的十元钱，买来半斤肉，细细的剁碎了，做成肉丸，让我饱餐一顿。半斤肉，我一顿全吃光了。或许是我太馋、太任性，结果吃伤了胃，此后二十多年，我见了肉，就想呕。刚当兵的时候，战友们都把我当成了回民。外婆，你对外孙是太溺爱了啊。这些往事，今天想来还是那么温馨，止不住的泪水，淌湿了我的衣襟。

　　我长大识字后，第一次随母亲回江南，走进将军庙那栋典雅的两层木制小楼，才知道外婆生活在南京这个大城市的繁华路段。走进深深小巷里开着玉兰花的庭院，走近飘过庭院的清清小河，河水倒映着绿树和开着花窗的粉墙。从小在小镇上长大的我，觉得外婆家里一切都是那样新奇与美好。外婆的家与奶奶的小山村，真有天壤之别啊，不过在我童稚的眼里，外婆的身上却没有一丝大城市人家的浮华，她跟山村里的奶奶一样质朴。我跟外婆去买菜，走进小巷里，小孩子们喊她太太好，青年人喊她婆婆好。她微笑着应答，和蔼的招呼每一个人。

　　再一次跟随母亲回家，外婆、外公和大我十岁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姨妈，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赶到了江北洪泽湖畔的茅草棚。母亲是家中长女，比小姨妈能大出一代人。母亲参军的时候，小姨妈还没有出生。一家人聚到一起，小姨妈在抱怨，背负资本家和历史问题两顶帽子的外公表情沉重，只有外婆还像以往一样微笑着，忙里忙外地招呼我们吃饭。

　　从城里被赶到乡下，外婆一家三口就成了地道的农民。用木头和茅草搭建的房子，在秋风里瑟瑟抖动，真的是家徒四壁啊，屋里除了床铺，就是农具。面对巨大的生活落差，外公有时忍不住唉声叹气，外婆却很快就融入了农民的生活。她对外公说：叹气做什么？人生由命吧。我们在这里种地、种菜，比你在城里给人关押、批斗、天天写检查不知要强好多。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外婆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她爱上了门前那条清水照人的小河，很快她就养了成群的鸡和鸭，还有会看门的鹅。

　　外婆是个开朗大方的人，她养的鸡鸭，鸡鸭生的蛋，吃不了，她就送人。时间不长，她跟同龄的农妇就成了好姐妹，她天生的善良和热情，使这原本另类的一家人，很快得到农民兄弟的认同，在洪泽湖畔的差不多十年里，质朴的村人，从来都没有歧视过他们。

　　外婆原本就是佃农的女儿，五岁没了娘，跟着爹爹租了地主家的田，以种菜、卖菜为生。她是家中独女，爹爹不给她裹脚，留一双天足好劳动。她十六岁嫁给外公，成了这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媳。他的爹爹怕她低微的出身会在这个大家族里受委屈，每次进城卖菜，总要买一碗豆腐花，两块烧饼，悄悄地喊一声：“小妹”，叫她去吃。殊不知，她很快就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治家理财的重任，公公不在了，婆婆只念佛不问家事，她和外公一起，为年幼的弟妹们撑起一片天，为三个弟弟娶了妻，把两个妹妹嫁了人。

　　外婆当家理财，自己省吃俭用，却让子弟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外公的四弟，是这个家族第一个大学生，他知道自己读书的钱，都来自长兄、长嫂的辛劳，他一生都对长嫂恭敬如母。外婆从不重男轻女，家中的女孩子们也都读书识字。母亲常说，我能一参军就当文化教员，全是你外婆的功劳。母亲在教会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为她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一个大家族，四房同居，外婆每天总是第一个起，最后一个睡。

　　抗战前期，日本鬼子攻打南京，外公雇了船，准备逃回湖北老家或者回江西原籍。一大家人到了江边，才晓得没法逃了。于是他们就避居乡村，逃过南京大屠杀那一劫。躲在乡间，几乎身无分文。和大户人家出身的妯娌呼天抢地不同，外婆脱下旗袍，穿上短装，立马做回农民。为了解决烧饭的柴薪，她亲自带领家人上山打草砍柴，挑起一百多斤的柴担，每天往返十几里地。抗战期间，一家人忍饥挨饿，却没有一个人回到城里，为日本人做事。

　　外婆一生不识字，却深明大义。她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她的知识都是从戏文里、生活里听来的、观察来的。外婆常说：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人。外公的四弟是地下党员，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和他的同志们，为党传递了大量情报，尤其是为百万雄狮过大江，解放南京立下了功勋。我在南京工作的弟弟告诉我：四外公去世后，《南京日报》在头版用了一个正版发表追忆他革命生涯的文章。当年，一家人都被四弟不事正经生意，整日游手好闲的表象所迷惑，只有外婆晓得他做的是正经事。

　　四外公不仅从事地下工作，还到处秘密地播撒革命的种子。母亲就读的汇文女中就是他常去的地方。在他的影响下，母亲十四岁，就开始帮助她的四叔传递情报。母亲回忆说，每次传递的情报，都缝在衣角里。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会悄悄地唱“山那边是个好地方……”的革命歌谣给外婆听。山那边，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哪。

　　在四弟和女儿的影响下，外婆开始同情革命。家里和外公经营的理发店、麻将馆成了同志们落脚和接头的地方。每当遇到密探和特务搜查、乱闯，外婆都能用她自己的方式化险为夷。她或者让四弟和同志们装成赌棍，或者指着床上，告诉搜查的探子，这是个麻风病人。有一次事情急了，外婆抱起装满屎尿的马桶，假装摔倒，把屎尿撒了一地，溅了闯进来的探子一身。特务灰溜溜地跑了，外婆坐在地上哈哈大笑。

　　后来，在四外公的影响下，母亲和大舅都在十六岁的年龄，先后扑入革命的洪流，参了军。南京解放，四外公成了军管会的干部。一家人回到城里，外婆成了光荣的革命军属，成了受人尊敬的人。五十年代，是外婆最开心的时光。她在街道的扫盲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

　　外婆的一家，原本是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但是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所有的付出都化为乌有，甚至成了罪名。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祸及三代人。从没被铺过的四外公成了叛徒、走资派；抗战中到当涂谈过三天生意的外公成了“忠义救国军”。一时间，批斗、进学习班、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家族里的许多人，被驱离到了农村。留在城里的也都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我们一家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华北，也受到了牵连。受同是军人出身的父母影响，我从小就积极上进，从小学起，一直担任班长。初中的时候，我的同学们纷纷入团了，却没有我的份。虽然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写了入团申请。自以为根红苗壮的我怎么也想不通，就去找政教处的老师。那个女老师一脸冰冷：你也想入团啊，没门。我当时就哭了，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是在团委工作的老师悄悄告诉我：你外公是“忠义救国军”。那时正是八个样板戏大红大紫的年月，京剧《沙家浜》唱遍大江南北，妇孺皆知。我哭着跑回家，质问母亲：娘，你不是告诉我，我们是个革命家庭吗？为什么外公是“忠义救国军”，是胡传魁的队伍？母亲没有啃声，只是默默流泪。

　　十六岁，在母亲当年参军的年龄，我也当了兵。一年后，由于积极肯干，我当了文书，第二年部队要从文书里提拔一批保密员，我文化考试全团第一，但还是落选了。这一次，还是因为外公的“忠义救国军”问题。知道落选原因的那一天，我恨透了外公，一个人在暴风雨里，躲进青纱帐痛哭了一天。比我更受精神折磨的是我的母亲，她很小就为党传递情报，十六岁当兵，一个大城市的女孩一路随解放大军到了山东海滨。几十年里写的入党报告，装满了三个档案袋，直到我当了一家企业的党委书记时，她才得以在党旗下宣誓，不久她就退休了。她的委屈没处诉说，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伤心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