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有个姑娘，可惜未能如愿，只有个儿子，所谓的“傻姑娘”，其实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小我几岁，有点天真调皮，在我的眼中，总像是个长不大的小姑娘。夏秋时节，每每晴朗的日子，吃罢晚饭，天还没黑，她碗筷都不收拾，便把我推到阳台的躺椅上，孩子坐一个板凳，她坐一个板凳，两个人轮番求着我讲故事，讲一个还不行，要一个接着一个讲，讲着讲着，她和孩子都靠在我的身上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有一回，朋友上我家串门，我欣喜极了，吃饭时，拿出珍藏了多年的名酒对饮，妻子和儿子也要端个酒杯，舀点汤来凑个热闹。我就笑着对朋友说：“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大一小。”朋友一愣，马上明白过来，随即捧腹大笑。这个笑话很快就传开了，朋友们看见我妻子时，常开我的玩笑：“你‘姑娘’来了！”我一惊：“哪来的姑娘？”他们一笑：“那不是！”我一见是妻子，哈哈一笑，妻子也嗤嗤地笑了。

　　我的妻子特纯，特善，一点儿也不傻；说她傻呢，是我对她感激的话。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师贬值得很厉害，当时流行过这样的顺口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教书的不如收旧书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卤鸡蛋的。”那时，我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好歹也是个“铁饭碗”，相貌也算端正，口齿也算伶俐，可就是没有女孩愿意与我处对象。一晃到了二十五六岁，还是光棍一条，我倒不是很着急，朋友们却急了。有位在棉纺厂做团支书的同学自告奋勇，承担起为我物色对象的重任，他滥用职权，发动手下的团干，使出浑身解数，给女工们做思想工作，一个星期居然说动了三位和我见面！周末见面时只来了一位，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她的赏光，便请她随便点菜吃饭。她点了一份粉蒸肉，一盘红烧田鸡肉，一盘回锅牛肉，一盘青椒炒肉丝，我和朋友们点了几道青菜，没多少工夫就杯盘狼藉了，我们几个还只是象征性地动了下筷子。后来，这位身高据说有一米五二、体重肯定超过七十公斤的异性，再也不愿意让我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了。（顺便说一句，那时我体重六十五公斤，身高一米八零。）朋友们觉得这事是他们弄砸了，很没面子，便加倍努力地为我找对象，但此后，打死我我也不愿意相亲了，一颗燃烧起来的色心就这样熄灭了。

　　当我最后一位告别单身的朋友结婚时，我很荣幸地成为他的伴郎。去娶亲时，朋友叫我做好心理准备——他们那里有打闹新郎的习惯。当然，新郎是自家的姑爷，一般不会真打真闹，伴郎就不同了，他们打闹起来很卖命的。果然，还没进新娘家的们，我就被人灌了一身油汤；进屋后，几位伴娘便疯狂地闹了起来：有往我脖子上抹油灰的，有往我脸上涂口红的，有往我衣服里塞豆渣的……朋友扣住我的手，叫我不要发作，我便任凭她们弄。在她们闹腾的这当儿，我发现坐在新娘旁边的那位伴娘很特别，她一直掩着口笑，没有动手。送亲的炮竹终于响了，伴娘们簇拥着新娘出门，我在喧闹的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女孩。她穿着红衣服，缠着红头绳，眼睛黑亮黑亮的，真美！

　　过教师节时，那位朋友把我接到他家，说要犒劳我，我不知不觉地说到了那个女孩，朋友的妻子说：“她呀，人年轻漂亮，家庭条件又好，又是个独姑娘，不知有几多人巴望着呢。你想吗？”“不，不，”我连忙辩解，“我只是随便问问。”吃晚饭时，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也来了（估计这是我朋友的杰作）。饭后，我们一边嗑瓜子，一边聊着天。她的话很少，我问她才答。这以后，我的脚步变得很勤快，三天两头就往朋友家跑，还合理地解释说：“谁叫你们先结婚的，我来蹭点饭吃。”　和那女孩见过几次面后，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再过了几个月，就成了我的妻子。（按照现在的话，这算不算闪婚？）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那些踏破她家门槛的媒婆们。每逢我们走过她们跟前，她们便用幸灾乐祸的口吻嘲讽说：“我们还以为她要找个当大官的，最后还不是找了个教书的！”妻子侧着头走过去，装作没听见。我很想为她出口气，但妻子拉着我走开。唉，还是俗语说得好：“刀不跟斧斗，人不跟犬斗。”惹不起，我躲得起呢。

　　可我心中同样有个疑团解不开：她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呢？有一次在河边散步，我说到我们的事，就忍不住问道：“那么多条件好的，你为什么不要？”妻子羞羞地笑着不回答，禁不住我的再三发问，她说开了：“我从小就喜欢老师，特别喜欢语文老师，又会说又会写。我想当老师又没那个本事……”我搂着妻子的腰，感慨地说：“你真傻啊，老师有什么好的？又没票子又没位子……”我们走啊走，一直把黄昏走到我们的身后。

　　儿子出生后，妻子没有上班，只能在家带孩子，全家的收入只有我每月１２号发的那点可怜的工资，生活常是捉襟见肘。妻子便在我们宿舍旁边的空地上开了点荒，种些丝瓜、葫芦什么的，有时一个夏天几乎可以不用上街买菜，但丝瓜葫芦吃多了，容易吃厌，妻子就用它跟人家换菜吃，别人还喜欢得不得了——我家的菜绝对是绿色食品嘛。如果光是吃的和日常打杂的，我的薪水还可以勉强维持，至于买衣服之类的就很有点力不从心了，尤其是逢年过节，添件新衣是不过分吧，可我家只能望新衣兴叹了。妻子说：“我以前的衣服多得穿不了，给你买件吧，你要面对学生呢。”我说：“大人穿不穿无所谓，给儿子买件吧。”这时妻子就用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俗话说服我：“小孩么，‘会穿十七八，不会穿屎屁伢’，长大些再买。”我就望着她，长叹一口气：“你呀，真傻！”

　　尽管我们的日子很苦，妻子却很乐观，整天笑嘻嘻的，从不做脸色，从不向别人诉苦，回娘家时也总说好。我那时脾气似乎不是很好，遇到酒就想喝，甚而有时酗酒买醉。妻子小声劝我时，我常反驳她：“你说，古代哪个文人不喝酒？李清照也喝酒呢。李清照是个女文人，知道么？”于是，妻子就默默不语。每次学校有大事或同事家有红白喜事，回得最晚的总是我和三两个酒友。有一次，竟喝到转钟，要不是当时突然停电了，还会喝下去。当我拖着踉跄的脚步回到家时，妻子还没有睡觉，抱着孩子坐在床沿，也没点个灯。我燃起一只蜡烛，就着微弱的光低吼道：“为什么还不睡？你不睡，伢儿要睡呢！”妻子没有作声，起身打来热水，帮我洗脚，然后费力地把我搬到床上。“以后少喝点酒，要是你喝出个三长两短，伢儿怎么办？”她低低地哭泣道。妻子的眼泪震撼了我，我便把她拉到怀中，拍着她的肩说：“你傻啊——好，以后听你的。”其实，我不是什么酒徒，不喝酒我可以过一百生，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候，人欲罢不能而已。

　　几年后，我调到城里上班，不是有应酬，一般不沾酒。倒是每逢节假日，妻子总会烧些好菜，买瓶好酒，动员我喝。我说不喝，她便生气，非要我喝，我扑哧一笑：“傻姑娘，看来我不喝还不行呢。”她意会过来了，就把酒瓶抢在手中，非要我说句好听的话，才让我喝。我就随便挑些古代赞美女子的诗词敷衍敷衍，她听得入了迷，我便抢过酒瓶自斟自酌起来。

　　记得前几年的一个除夕，儿子被接回了老家，就我们俩在家看“春晚”。妻子炒了几份下酒菜，开了一瓶茅台，让我边喝边看，当看到郭达和蔡明表演的《浪漫的事》后，妻子不出声，两眼发笑，紧紧地盯着我。

　　“么样了？哪儿不舒服？”被她盯得不自然，我笑着问道。

　　“我们来找点初恋的感觉，跟他们一样。”妻子指着电视说。

　　“瞎扯淡，你吃饱了撑的吧。”我放下酒杯，随口应道。

　　妻子的脸抽动了一下，一点笑意变得僵硬了。我自觉话重了，连忙作些解释，陪着不是。

　　“说一句好听的话，就三个字。”妻子用带点命令的口吻说。

　　我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可怎么也说不出口，就发挥语文老师的优势，搜肠刮肚地找些替代的词语，但都难以让她满意。于是，我灵机一动，说：“我们来玩个小孩子的游戏‘拉钩上吊’，行么？”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窘态，她主动说：“来，我们拉钩！”

　　我们伸出手来，齐声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耶！”我把那个“耶”字念得很夸张。

　　她比较满意地笑了，然后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轻轻地说：“不许差一年。”

　　“嗯。”我应付着。

　　“不许差一月。”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当然，当然。”我连忙回答。

　　“不许差一天！”她转过脸看着我，认真地说。

　　我的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赶紧把她拥入怀中，用无声的泪告诉她：“傻姑娘，一百年当然就是一百年，少一天，还叫一百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