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有两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是梁爷，一个是麻爷。

　　在我印象里梁爷是一个人单过，无妻无眷，无儿无女，脾气出奇的大，在家族中的辈分又最高，所以小镇上的人总是敬他三分。

　　梁爷的职业是杀猪匠，小镇逢公历的２、５、８赶场，梁爷的工作就是在头天下午杀一头猪，然后在赶场时卖完。除了杀猪之外，梁爷也是小镇婚丧嫁娶时置办九大碗的总厨，做得一手还算过的去的菜。

　　麻爷在小镇开了一个饭馆，闲天买豆花，卖不完的做豆腐，赶场天买卤猪头肉、炒菜、烧菜。

　　之所以喊麻爷是因为他长了一脸的麻子，也不知道他的名讳，大人喊麻伯，我们就喊麻爷，他也习惯了这种称呼，倒也无所谓尊不尊敬。

　　麻爷好酒，每年总有几次大醉，一醉酒甩碗砸碟的，旁人谁也劝不住，索性就不再劝。若是看到祸事要惹大，就会有人去请梁爷过来。而梁爷总是在出门的时候，顺手从柴火中操起一根竹竿就赶过来，朝着麻爷就劈头盖脸的打过去。也怪，换是别人麻爷肯定提刀弄辊与人拼命，然而梁爷打他也不闹也不叫，任由梁爷打够了，然后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在众目睽睽下默默无语的各自回各自的家。

　　一物降一物，有时候真是这样，我们就觉得梁爷就是上天派来专门制麻爷的。

　　我时常从麻爷的门前路过，因为那时的日子吃肉是奢侈的事，麻爷的卤肉香味总是萦绕在我梦里，折磨我年幼的神经。

　　麻爷是个不讲究的人，时常用手伸进锅里试菜抑或汤的咸淡。即便是正在切肉，恰逢有人给钱，他也会伸出油腻的手接过钱找补后，在一张看不出原先颜色的毛巾上擦一下之后继续切肉。因为这样的缘故，母亲坚决不允许我去麻爷家买东西或者吃东西——嫌不干净。

　　然而我的大舅，一个干脆豪放的人，他总喜欢坐在麻爷的店里，切半斤卤肉，打半斤白酒，再来一把花生米，几根干辣椒就可以吃的自得其乐。所以我就有了机会偷偷踏入麻爷的店里，坐在黝黑发亮的条凳上，陪着大舅吃饭。大舅夹一口肉，喝一口酒，而我夹一个花生米，吃一块肉。等大舅吃完饭，再将麻爷找补的零钱给我五分一毛的送我回家。

　　若干年后我的过人酒量，一直以为是遗传母亲的基因，因为我的四个舅舅，其中三舅和小舅的去世就跟酒有关系。所以我现在只跟朋友喝，兄弟喝，并且喝得很少。

　　梁爷就这样一直杀猪、卖肉、做九大碗；麻爷就这样天天磨豆浆、点豆花做豆腐，赶场时卤猪头肉切菜收钱。梁爷从不上麻爷家吃饭，麻爷也从不买梁爷的猪头。除了麻爷喝醉酒的时候梁爷过来之外，两个人平时互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就这样过了若干年。

　　直到某年夏天的某天清晨，家里人发现麻爷悄无声息的走了。三伏天去世，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叫人买了鞭炮放了，便去请木匠赶制棺材。小镇上的人，喜事是事先知道的，若是无缘无故的放鞭炮，一定是家里走了人。所以大家会顺着鞭炮声找来，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做棺材的材料还没有找到，大家就看到梁爷背着两手慢慢的走进了麻爷家，说了一句：他先走，去把我的棺材抬来给他。

　　大家都知道梁爷是一个人，岁数大了，备好身后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乡下的老人，喊棺材叫“老木”，意思是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房子，这个是不会轻易给人的。所以大家都不敢去动。梁爷发了火：喊你们抬就去抬，大不了办完事情给老子做个新的，还不是一样！

　　大家这才跟梁爷去家里抬了满是灰尘的棺材，解了麻爷家人的难。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梁爷和麻爷其实是亲兄弟，说到底，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