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阿奶，一个是父亲的母亲，一个是父亲的干娘。

　　我们两家相距大约一百米的样子，隔着长满高大的斑竹和郁郁葱葱的棕树的林子，所以大喊一声阿奶，两家的阿奶都会答应，都要急急忙忙的赶来。后来为了区分我们是在喊谁，就叫父亲的母亲“阿奶”，父亲的干娘喊“那边奶”。

　　那边奶和阿奶的年纪差不多，也是前后脚嫁入了郑家。阿爷和干爷原本是堂兄弟，加上后来父亲又成了那边奶的干儿子，所以走的就更近些了。

　　我阿爷是个石匠，中年的时候因为打石头压断了腿，所以我印象中的阿爷就一直拄着拐棍行走。而我干爷是个杀猪匠人，但凡遇到乡下人家婚殇嫁娶抑或十冬腊月杀年猪的时候，干爷则像个将军一样，指挥徒弟们把猪从猪圈里拖出来，按倒在杀猪凳上，主人家则恭恭敬敬的端了放了盐的凉水过来，等着刚抽完叶子烟的干爷下刀。

　　在那个缺油少荤的年代，干爷总是将杀完猪后主人家孝敬的猪肉、猪蹄炖好后，喊上一家打上一顿牙祭，我们瘦弱的身子才有了些荤腥的滋润。

　　阿爷和干爷都是川西大山里的汉子，说话如雷，喝酒拿大碗，急了也提刀弄棍。而阿奶和干奶则是标准的贤妻良母，我印象里阿奶从没高声大气的说过话，一年也难得上街去转转，终日就为了一家人的衣食忙碌，忙完田地里的农活，一回家先是给人做饭，然后给猪做食，完了喂鸡，喂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四岁随父亲离开那个叫青竹沟的山村，搬到了另一个镇上。

　　走的那天为了不打扰四邻，我们起的很早。父亲收拾完行李喊出发的时候，我站在李花树下的石板上大喊了一声：那边奶，我们走了——

　　阿奶站在门边没说话，一直用那条看不出颜色的手绢抹眼泪。而那边奶听到我的喊声后穿衣起床过来时，我们已经走出来老远，我只听见对门山在喊：王儿，你慢点，要听话哦——

　　对门山的声音，就这样牢牢扎根在我脑海里。

　　我生下来就体弱，母亲也没有奶水，我是吃一个岁数和母亲相当而辈分应该叫大嫂的母亲的奶长大的，几乎每个月都要进医院。按农村迷信的说法，需要找个命硬的干爹才能托我，所以将我过房于王姓干爹，给我起个小名，叫王强。而那边奶，就一直叫我王儿。

　　我就这样离开了老家，离开了阿爷阿奶那边爷那边奶，以及一帮堂兄弟。还有那个没干的泥巴灶——我们原本是打算用来过家家的。

　　我们每年也会回老家祭扫团年，只不过在老家停留的时间实在太短，大半天时间在山上上坟，回家吃完饭，下午也就离开了，即便去那边奶家，也就是打个招呼，说不上几句话。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十几年，直到阿奶的去世。

　　堂兄弟长大成人后，外出务工、经商，加上的阿奶去世，老家里只剩下阿伯阿大，春节回老家已经少了很多节日的气氛，最后见那边奶，是因为她生病卧床不起已经很长时间，母亲说既然回来了，就去看看。

　　我进去的时候，那边奶在昏暗的屋里睡着，阿婶喊了声：“阿妈，王强来看你了”。那边奶就挣扎了几下想坐起来，嘴里还喃喃的说：“好哦，好哦，王儿还想到阿奶，阿奶活不长了，你阿奶喊我过去了，我要去陪她了”……

　　母亲就跟那边奶摆龙门阵，从母亲嫁进门的那天的天气，到生我那天的细节，我就这样默默的坐在旁边听着。临到要走了，我摸了摸口袋，掏出１００元的新钱递给那边奶手里，说：“阿奶，你就自己买点好吃的，要好好的多活几年，我结婚的时候还要请你喝喜酒的”。那边奶说：“好好好，人一辈子才好混哦，一转眼王儿都挣钱了，还给阿奶用，我真是好福气”……

　　那一年是１９９５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１８７。５０元。

　　其实我知道，以她的身体状况，她是不可能自己去买吃的，也不会拖太久了。真如她说的，她要去陪我家阿奶了。

　　走出那边奶家，我的眼泪就不争气的流下来。

　　那边奶终久没有翻过那个冬季，按照她的意思，把她埋在了离我阿奶相隔不远的地方。两位阿奶，就这样一起走进青竹沟，一起埋在了青竹沟。

　　风来风去，花飞花落，昨晚收拾书柜的时候，翻出了我于某年春节回老家时从蛛网密布的碗柜里带回来的阿奶用过的盐罐，于是那些逝去的岁月又渐渐清晰起来。阿奶和那边奶，就这样走进了我的梦中。

　　王儿，你慢点，要听话哦——

　　王——儿——，你——慢——点，要——听——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