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不适，却不知道这种不适在我身体的哪个部位，我握方向盘的手好像也感觉到了这种不适，软绵绵的没有力气。不适掺杂着一种痛感，这种痛感好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向我的身体发力，从头顶开始贯入，停顿片刻，然后快速地从脚跟消失。这种掺杂着痛感的不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它来的快，去的也快。

　　我放慢车速，稳稳心神，努力在驾驶座位上抻了抻身体，和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二姨说：“我感觉难受，不舒服。”“你是熬夜累的，”二姨说。此时手机响，接起来是三姨的电话，“到哪里了？”三姨说话的语气永远是平平稳稳。“到城根了。”“噢。”“你在哪里？”“我刚到医院，正在病房里，路上慢点开，注意安全。”三姨叮嘱我一句。关了手机专心开车，刚才的那种不适已经彻底消失。

　　到医院病房楼前停车，三姨又来了电话，“到什么地方了？”“我在楼下停车。”“快点上来，越快越好！”三姨说话明显带了哭声，已经不是刚才说话的语气。我的心骤然一紧，停好车，也不等电梯，直接就从安全通道向五楼的病房跑。

　　母亲住在五楼的２３床，五楼是心内科住院部，十四个病房，从２００７年春天开始，母亲因为右心衰开始住院治疗，到今天为止，差不多在每个病房都住过，差不多的每一张病床都躺过。

　　我对现在的医疗技术充满信心，我曾经给母亲说过，我要努力让她活过七十岁，母亲微笑着和我说，一切都是命，我努力活。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母亲第一次心脏手术后。母亲是风湿性心脏病，一九九零年二月八日，在今天的齐鲁医院做了第一次开胸手术，把已经病变不能继续工作的二尖瓣割掉，置换了机械瓣膜。

　　对于母亲的病，在手术之前，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何种病。从我开始有记忆以来，家里就有一个黑色陶罐，有时候陶罐会连续几天在煤油炉子上冒着白色的烟雾，浓烈的，说不出的味道飘出屋子，在院子里飘来荡去。那个黑陶罐一直是沉默的，除非是里面的水沸腾起来，才有一些声音，然而我感觉那声音是一种莫名的呻吟，好像里面充满了痛苦一样。我看到母亲都是从陶罐里倒出一些暗褐色的液体，少冷却，皱着眉头，一口气喝下去，然后就急匆匆的往生产队跑，抢着去挣几个工分。晚上回到家，母亲就会用一些浸泡了柳树汁的水泡脚，我亲眼看到母亲的双腿红肿，皮肤发亮，我想母亲一定会很痛，但我没有听到母亲的呻吟。

　　我曾经幼稚的想，是那个黑陶罐给母亲带来了病痛，如果把那个黑陶罐打碎，扔的远远地，从这个家里彻底地消失，母亲不再喝那些暗褐色的液体，说不定母亲的身体会好起来。我把这个想法真的实施过，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的幼稚责骂我，很快地，家里又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陶罐。

　　除非是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进医院的门。出手术室的时候，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管子里滴着不同颜色的液体。还有一些红红绿绿的线，从母亲的身体上引出来，连接着一些不知道名字的仪器，那些仪器闪着不同的光，划着各种曲线。母亲紧闭着双眼，脸色苍白。医生护士很快地把母亲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我想跟进去，护士把我挡在了门外。我那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能活下去，后面还需要一个观察期，平安地出了观察期才能说明手术是成功地。但是母亲能活着从手术室里推出来，我就知道母亲已经没有问题，可以跟着我们回家，很好地生活。对于母亲究竟经受了多大的痛苦，我不敢想象，我也没有问过母亲，那时，我只是沉浸在母亲手术成功的喜悦里。

　　然而，不管是何种痛苦，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想经历第二次。但是，母亲却再次经历。第一次手术后的十四年间，我想尽了各种办法维持母亲的生命，尽量不让她出现丝毫的意外。机械瓣膜磨损严重，这不是我的能力能够避免的，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母亲又行了第二次开胸手术，置换了三个心脏瓣膜，这次手术，冒了很大的风险，二尖瓣需要拆除重新安装，主动脉瓣、三尖瓣都要切除安装人工瓣膜。

　　对于第一次手术经受的痛苦，母亲从没有在我面前说起过，我也没有问。我不能忘记的是二次手术前母亲给我说的一句话，不愿意在遭那些罪，还不如让她这样走掉好。我没有答应，母亲只能听从我的安排。这次手术，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母亲的痛苦，毕竟，母亲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不能与十四年前的身体状况相提并论。

　　早上八点，母亲进入手术室。我就在手术室的门外坐等。时间逐渐推移到下午，其他的手术病人陆陆续续地出来了，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不断地在手术室门前走来走去，透过手术室门的玻璃向里面张望，我什么也看不到，里面的隔离门死死的关着。我开始不停的向值班护士探问里面的手术进展情况，护士告诉我，已经开始灌注血液了。再问其他的情况护士也不知道，我推算着灌注时间，推算着缝合时间，推算着电击时间。时间一点点地流逝，我的心一点点地提起来。我看到心外教授推开了隔离门，手里端着一个白色的小托盘出来了，那时刻，我害怕了，我离开了手术室的门前，远远地站着，看着心外教授推开了手术室门，叫着我的名字寻找我，我迟迟疑疑地走过去，教授给我说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小提，上帝保佑你，你母亲手术成功了！”

　　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早晨，心外教授告诉我说，母亲的各项指标已经趋于稳定，可以撤下呼吸机，让母亲自主呼吸了。我知道母亲度过了危险期，又可以跟我回家，可以安享晚年。

　　傍晚的时候，重症监护室忽然紧张起来，医师护士忙忙碌碌地出出进进，心外的教授来了，胸外的教授也来了。住院医师跟我说，因为母亲的血氧饱和度不到八十，母亲出现了昏迷状况，现在教授们正全力抢救，不排除切开气管进行插管，但这样，不能保证母亲的生命会获得救治。

　　住院医师给我找来了无菌服，带我进了重症监护室。这是手术后第一次看到母亲。好像是有了某种感应，已经进入昏睡状态的母亲竟然醒了过来，看到我还微微地笑了。教授们看到了一线希望，换了药物继续救治，我就守在母亲的病床边，不停地给她说话，母亲双眼直直地看着我，眼里满含了疼爱与不舍。

　　在监护室，我第一次看到了划过母亲胸口的刀痕。医师来给母亲换药，并没有避讳我的存在，把盖住母亲的被单掀开，母亲的胸前插满了各种管子。如果说，母亲的第一次手术我还不知道这些管子的用处，这次手术，我能很轻松地明确这些管子是做什么用的，这些仪器划出的各种曲线代表了何种生命体征。

　　但有一点，我永远不能明白，母亲没有在我面前呻吟一声。我站在病床的另一侧，看到医师揭开敷在母亲胸前的纱布，刀口清晰地横在我的面前，真的，刀口就是横的，从母亲上腹部的中段开始，一直到母亲胸膛的上缘，目测有三十公分的样子，医师小心地给母亲的刀口消毒，我看到医师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我那时就想问母亲，痛吗？然而我没有问出口，感觉有东西堵在我的胸口，几乎窒息一般。母亲不但没有呻吟，竟然都没有皱一下眉。

　　我知道一句话，人不与命抗争，人也扛不过命。就像是母亲和我说的，一切都是命。我以为母亲的二次手术最少也能让母亲再活十年，那样我对母亲的承诺就会实现。可是，母亲真的是老了，二次手术不过两年，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右心衰引发了多脏器衰竭，必须住院治疗。２００７年的春节刚过完，我就不断地开始带着母亲在医院和家之间奔跑。晚上是彻夜的护理，白天回单位继续上班，似一个陀螺，不停地转，只要有点点力气，就可以永远转下去。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恶化，我降低了标准，给母亲说，努力让她活过六十八岁，母亲还是那句不变的话，一切都是命，我努力活。

　　右心衰导致的结果是，进入静脉的血液不能回到心脏去，只能在心脏的下路血管和脏器里淤积，肝脏首当其冲，淤血肝导致血氨升高，出现肝昏迷，然后就是肾衰竭，出现尿毒症状。在这些血管和器官不能承受淤积的血液时，静脉血管开始爆裂，慢慢地向腹腔漏血。母亲就不断地昏迷，不断地住院。出院也许不到一天，就会再发作，然后再去住院。

　　主任医师给我说，病人经受着很大的痛苦，如果离去，是对病人的最好解脱。我没有答应。主任医师是一位老太太，看着我说，你不能以你不合现实的想法，来左右你母亲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没有丝毫的质量，放弃吧，对你母亲和你们家人都是一个解脱。我也曾考虑过，我这样做是否太自私，然而，如果现在选择放弃，我的那个承诺，那个让母亲活过六十八岁的承诺就是一个幻影，第一个承诺已经失败，我要抓住这最后的承诺。

　　主任老太太很无奈，告诉我说：“我们会尽全力的！”主人老太太还给我说以前医院也收治过这种病人，病人都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每天呻吟不断，即使睡觉时，也是在呻吟着的，你母亲没有，这很奇怪。

　　我不奇怪，母亲对于病痛已经习惯，多年的病痛，使她的痛感神经已经彻底麻木了。我还记得第二次手术出监护室时，我问母亲，刀口还痛吗？母亲和我说，她早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痛，也忘记了什么是不痛。我却感到了痛，是从心里生出来的痛，痛彻心肺。

　　昨晚照例是我陪床，白天老父亲在，晚上就是我。给母亲做了全身按摩，把身子用温水抹过一遍，母亲很安逸的睡着了。住院已经二十多天了，母亲一时清醒一时昏迷，这次昏迷已经有九天了。每晚的护理程序走一遍，就会到下半夜。今天下午下班来的时候，主任老太太给我说，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以前用过药后，最多三天就会醒过来，这次都九天了，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不置可否，感觉母亲不会有事请。可能真的是累了，我昏沉沉地睡过去了。然而，一丝呻吟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以为是在梦里，但声音再次响起，我惊醒起来。是母亲，是母亲在呻吟，我感觉到了恐惧。找来值班护士，看过后，急匆匆地给主任老太太打电话，时间已经是今天的清晨六点多钟。主任急匆匆的来了，一番检查过后，神情严肃的告诉我，现在，你母亲的肺部也衰竭了，回家吧，也许还能来得及。我想说点什么，老太太把我拦住了，听我的，现在回家还来得及。

　　我回单位开车，我单纯的以为母亲能等我回来把她接回家。每次都是我开车送母亲去住院，每次也都是我开车去接母亲出院回家。我想这一次也会是这样，就像是一个程序，不会改变。在这之前，父亲给我说，白天的时候，母亲曾经清醒过一会，央求父亲带她回家。母亲给父亲说，家里高门大屋，多亮堂，比在医院住着好，还有，家里的火炕躺着也比医院的病床舒坦。父亲说出这些话，我没有给父亲一个回答。

　　等我跑到五楼，病房前围满了人，医生护士都在母亲的病床前进行抢救，我冲了进去。主任把我叫到一边，我们抢救了二十多分钟了，已经尽了全力，医院里最好的心内医师都在这里，接受现实吧。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没有了！医生护士都看着我，我点点头。我那时已经没有了思维，一点思维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如何跪在母亲的病床前的，双手紧紧地攒住母亲的手，想把母亲拉住，不让她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手还是温暖的，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最后一点体温了。我给母亲说着我的承诺，我对不起母亲。母亲的嘴微张着，好像要说劝解我的话。

　　我决心把母亲接回家，让她回自己的家，她的家高门大屋，她的家有躺着舒坦的火炕。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都听我的安排。父亲知道我们这里的习俗，在外咽气的人不能回家，我也知道，但我决心这么做，我不想让母亲在外面走，我已经对不起她，这次我要听母亲的话。

　　这次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能让我受痛一生，我没有亲自开车把母亲好好地接回家。找人开着单位的车在前面引路，租了一辆车带着我的母亲，我坐在母亲的身边，双手紧紧地攒住母亲的手，就像是小时候，跟着母亲到陌生的地方去，担心和母亲走丢了一样。不知道这一次，我有没有走丢了，我还能不能回到母亲的身边。

　　把母亲安葬，三姨给我说，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母亲就已经不行了，怕我开车出意外，就没有告诉我，只是问我到了哪里。我惊呆了，我想到了那次不适，在三姨给我电话之前的那次不适，那次掺杂着痛感的不适。那是母亲在向我告别，那种从未体验过的痛，竟然隐藏了如次的玄机。

　　我想问娘，在你挣脱这个世界的时候，儿子感到了痛，不知道和你当年生下儿子时的痛是否一样，娘，你能告诉我吗？假若有来生，那种痛，我不愿再与它相遇。

　　娘离开的那天是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享年６６岁。写完此文，母亲已经离开我一百二十六天了，此时，另一种痛开始在我的身体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