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本书，书名《先生》，对于其中两位先生尤为惊奇，一是晏阳初，二为陶行知。

　　晏阳初，耶鲁大学博士，受过良好的中西方文化教育，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却领着不会说汉语的妻子，还有一双女儿来到了河北定县。

　　他在这儿办起了学校，他招收的学员不仅有孩子，还有农夫、村妇，甚至卖肉的屠户，只要你想识字的都可以来。

　　晏阳初，他自己选了一千多个简单的汉字编成课本，教这些来学习的学员识字。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乡村，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河北定县的农村，那些平时掏粪的农人可以学写字，可以学绘画，甚至经常在村头看话剧，不是评剧，不是豫剧，而是最为前卫，平时只有在城市中才会看到的话剧。

　　而随着晏阳初来到这儿的，还有几十位西洋留学归来的博士、留学生，他们在这儿办医院，办美术班，办各式的乡村教育。

　　晏阳初，平时骑毛驴，戴毡帽，有时会蹲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抽他们的长杆烟袋锅。这是一个耶鲁大学博士的样子吗？他是不是应该待在北京、上海的大都市里，或者是在北大、清华园吧？可没有，他就在河北的农村，而且一待就是近十年。

　　另一位陶行知，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论才识在当时也是一等一的人物，他同样来到了南京晓庄，他所教的学生也同样是种地的、挑担的、剃头的、卖菜的，甚至还有庙里的和尚。总之，只要你不识字，就可以来学。而且这位先生还有个特点，那就是你学会了几个字，你就要再去教会几个不识字的。如此辐射出去。

　　一次，他到当时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家里做客，顺便提出要教几个不识字的人学字，蒋面露难色，陶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下不识字的人吗？”蒋遂叫来门房。据说，他们跟陶先生学得很高兴。

　　上面两位先生的行为放在今天会成为奇闻，可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在那样做着。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百人文盲中，法国有４个，日本４个，英国３个，而中国有８０多个。

　　读书的同时，我还看了一部电视剧，中央一台播放的《国家命运》。在新疆罗布泊沙漠中，在漫漫的黄沙瀚海中，来了一群人，这群人同样的非同寻常，他们也留过洋，也曾在外国名校获得各种学位，其中有身价值五个师的钱学森，还有钱三强，王淦昌，郭永怀等等。他们来到了这与世隔绝的茫茫沙海中，为了研制两弹一星，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其中一个镜头是基地上有一棵树，聂荣臻元帅将之命名为“夫妻树”，说的是有一对夫妻科学家分别来到这儿，有一天他们竟在这棵树下忽然相遇，这才知道彼此的守约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还有一个镜头，是王淦昌会见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杨振宁、丁肇中，王淦昌、邓稼先，在当时的科学界，他们都是一流的科学家，如果在建国初期，王淦昌们不历尽艰难返回祖国，而是继续留在国外搞他们的研究，诺奖名单上出现他们的名字，我一点都不怀疑，可是在很多年中，他们的名字却被世人淡忘，我们也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才了解他们，甚至是在看完电视剧后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是为什么？因为刚刚建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如同晏阳初，如同陶行知，自己的名利算个什么？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自己的祖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国土被瓜分，同胞被杀戮，这一切的一切涤荡着他们的心胸，名、利、甚至家都变得微乎其微，心中只剩了责任、拯救、报效这样单极的字眼。所以，晏阳初会骑着毛驴走在乡间，钱学森会历尽劫难奔向祖国。而这样纯净的心灵所爆发出的能量也是巨大的，那就是“北晏南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至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乡村教育，乃至世界乡村教育；那就是核弹在茫茫的大漠中炸响，卫星在浩瀚的夜空中巡行，从此使西方列强收敛了他们在中国上空挥舞了一百多年的爪牙。

　　在书中，在电视剧中，遇着那一个个的名字，我就仿佛看到在中国历史的天幕上，闪耀着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他们有着自己的坐标，自己的称谓。且将永恒如钻石般灿烂。

　　面对那些名字，我默念着，且深深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