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是什么能够让我们静心驻读？那一篇篇美文，那一行行诗律，有一些隐喻，始终在吸引我的眼球，滋润我的心田，使我们忘情于字里行间，行走在书页之上，陶醉于网络之中。

　　说到隐喻，让我想到了初读《围城》的时候，那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些被禁读的文学作品纷纷再版，除了四大古典文学名着之外，我还有幸购得了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那时年轻，对钱老的了解并不多，更无从读过这样的好书。捧读新书，如饥似渴，打内心里就喜欢上了。不仅记住了方鸿渐这位非英雄的悲剧主人公形象，而且对书中充满了调侃、讥讽的大量比喻甚是喜欢，只觉得文字读来生动有趣，格外清新，每每在阅读时会忍俊不禁。其小说隐喻的娴熟运用，为人物刻画增辉添彩，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小说围绕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回国、相亲、恋爱、找工作等事情展开，隐喻等比喻随手拈来，新颖奇特，给人耳目一新的美妙之感。如方鸿渐与鲍小姐闹翻，再见面鲍小姐对他爱理不理后，他“气得心头直冒火”；当赵辛楣把方鸿渐当作情敌时，“恨不得他的杯里滴滴酒都化成火油”；当孙小姐得知有人泄漏她与陆子潇通信时，“脸爆炸式地发红，又像一星火落在一盆汽油面上”。在这些隐喻中，“火焰”是来源域，“冒火”、“火油”、“星火”借描摹火焰以示目标域发怒，写活了人物。而小说中，一些精妙、短小的隐喻，更是随处可拾。如“大学是张休息的摇篮”；“（李梅亭）适才不过是立春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从这些隐喻中，我们看到抽象的感觉变为具体的事物，使小说具有了更大的艺术魅力，可以感知人性的某些特质，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社会，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创造的天地。所以，只要说起《围城》，人们都会被作者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与特有的思维方法而折服。《围城》中比喻的运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参照和借鉴，不当小说，还有散文、随笔、诗歌等其他文体也都十分重视隐喻的运用，增强了诗文的艺术感染力。

　　其实，隐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最早是在诗歌中开始应用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首篇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使用了隐喻。这里，用自然界中雎鸠求鱼的现象，来表达男女之间的追求关系，用前者表达后者，给了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类似的隐喻，在古代诗歌中比比皆是。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等。在现代诗歌中，隐喻的使用也非常广泛。如我们熟悉的余光中的《乡愁》，在诗人的笔下，乡愁就成为了“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成了“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成了“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这头，母亲在里头”；成了“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可感知的意象，代表了诗人不同时期的乡愁。诗人正是通过隐喻方式，把缠绵悱恻、难以言表的浓浓思乡之情，以具体的意象刻画出来，更显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又给人丰富的联想，意境深远。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外国诗歌，隐喻的运用都十分普遍。其以具体喻抽象，以有形喻无形，使抽象物体具体化，无形物体有形化，丰富了诗歌的意象，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隐喻，是文字园地的一朵奇葩。运用隐喻，可以使文字增色；感悟隐喻，可以让思想升华。从阅读中吸取力量，从领悟中摄取光芒。透过一些隐喻，我深知，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为文字而文字，而要从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丰富我们的艺术想象，学习运用隐喻等艺术表现形式，完美文学创作，让那些隐喻在文学作品中飞翔，呈现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