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确定，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曾经纵横天下，最后走死在罗布泊，最后一刻把自己的头颅朝向故乡上海的男人余纯顺。

　　1996年６月，他像樱花般消逝，事迹还新鲜，其摄影作品和书籍也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上海为他立了塑像，余秋雨表示景仰，旋即为他的游记作序，言辞悲壮并且诚恳。

　　十多年了，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事，有过很多的跌宕起伏，很多的大惊失色，很多的脍炙人口，人类终年守望在各种制式的媒体前，随看随丢，悲喜交替，用健忘应付资讯的汹涌，手段类似偷青的狗熊，手中永远只留有最后的一个玉米棒子。

　　我能够确定的，是余纯顺当年用过的那辆手推车，还一如既往地在四川雅安天全县两路乡长河坝的小食宿店里，在被遗忘的寂寞和锈蚀的绝望中，忠实地等候。

　　1999年，第一次，喜欢探索发现的我以刚刚出版的余纯顺日记为线索，不算费力地找到这里。

　　推开门，一眼看见那车，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两轮，铁皮车厢上的大红色还很鲜亮，长长的车把，车厢的两翼分别漆有“徒步壮行全中国”和“中华奋进号”几个大字，前后则印着“上海教育学院，１９８８”的字样。车厢两端有门，显然制造者在设计时就考虑到旅行中每遇天气突变，余纯顺即可躲进车厢中，尽管１。７８米的大个儿蹲在里面会很不舒服，但长路漫漫，可以躲避风雨。

　　1991年４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古典式殉道者、立志徒步全中国的上海大男人余纯顺，推着他的“中华奋进号”，在挺进川藏线的第十天，被暴雨塌方阻滞于天全县境内，前后三日。

　　进退失措且囊中羞涩的余壮士焦急万分，幸遇长河坝个体食宿店店主杨孝玉、王洪母子的善待，不仅食宿费分文未收，还送钱赠物。１７岁的少年王洪更是把台湾亲戚送他买摩托车的１００美元慷慨相赠，彼时美元坚挺，黑市上可以兑得超过千元的人民币。雨过天晴，王洪帮着余纯顺推车翻越盘旋曲折的“二呀么二郎山”，一直把余大哥送到大渡河边的泸定县城，才洒泪分别。

　　临别，余哥告诉王小弟，前面还有更多的高山，只能轻装前进，这车是无论如何也推不得了，只有托他把“中华奋进号”带回长河坝，暂存在食宿店中。今生如果能够活着走完全中国，功成名就，定会专程前往天全拜望杨氏母子，取回推车，倘若没有可能，则与人与车，只有来世再见了。

　　1991年４月的这番话不幸一语成谶，５年后，余纯顺没有能够走出罗布泊，这车就只有在长河坝永久地等待了。

　　从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至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长达８年的时间中，余纯顺先后成功穿越了川藏、青藏、滇藏、新藏、中尼等５条公路，徒步走访了我国３３个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完成了５９个探险项目，创下了人类探险史上第一个孤身徒步考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历史纪录，总行程８。４万华里，接近阿根廷探险家托马斯徒步９万华里的世界纪录，沿途盖下的１５００余枚邮戳充分证明了余纯顺本人科学的态度与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也诠释了风雨８年走中国的顽强与艰辛。

　　起初，走路只是余纯顺借以改变生存状态的特殊方式，渐渐地，走路本身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手段在行走中悄然转换成目的，他习惯并且依赖于行走，痛苦同时快乐地大步走着，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从嗫嚅走向了豪迈，使生命和行走水乳交融，最终不分彼此。

　　到后来他甚至已经无法适应房屋和床，在中途返回上海的时候，也要在卧室的地上撑起帐篷，钻进睡袋，否则就不能入睡。

　　余纯顺一直走到罗布泊他冲着东方倒下的那一天，８年间他一共穿破５４双鞋，把双腿走细了一圈。

　　这些年，我时不时会去看看这车，有时独自，有时约上三五好友，我也曾想把这车这店稍作包装，打造成旅游线上的一处景点，供人怀念，发人深醒，或催人泪下，或激励人生。但时过境迁，尽管车流滔滔，红尘滚滚，却鲜有人停顿驻足。与人提起壮士的生平，常有人困惑：“余纯顺，谁？”所以此情此景，只有留待自己的小圈子细细体味了。

　　店主杨孝玉初时还小心保管着推车和其他遗物，主动做一点介绍什么的，渐渐也灰了心，更多的是抱怨她这些年不太如意的生活，不太景气的生意等等，现在已经懒得再多说什么了。但她快人快语的总结我至今记得，她说，那年余纯顺偏偏走进她的小店，引出这一段故事来，也是前世的缘分，是她欠了老余的，可惜今日人死路断，这缘分看来是尽了。

　　窗外青山依旧，谷底河水长流，无人问津的推车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我最近惊讶地发现，铁皮车厢已经成了杨家的粮仓，堆放着刚刚收获的谷物，随后我又释然地想，也是物尽其用，爽朗的壮士在天上是不会怪罪的。

　　我当然知道留在２０世纪的余纯顺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了，人们渐渐把他淡忘，更多的新新人类根本就不知道，在高楼林立、物欲横流的上海滩，在精于算计长于白相相的阿拉堆里，曾出过这样一个胡子拉碴的另类男人。

　　尽管余纯顺享年有限，无钱无权无儿无女，但他的的确确是２０世纪的芸芸众生中鹤立不俗的人物。与他的遗物默默相对，能体会到这样一些东西：简单、坚定、孤独、壮烈，还有一些固执，一些狂热，一些冷酷。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有过、如今正渐渐缺失的血性和气质。称他为古典式殉道者，是因为他的身上再现了古书中所描写的“侠”的某些特征。

　　他从小发愿“天底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崇尚泰戈尔“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的诗句，他见识了夕阳衔山的壮美，品味了天涯孤旅的悲情，独享过亘古荒原的沉静，也体会了英雄美人的柔润，他用一直走到死的决绝，践行了巴顿将军“一个战士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的名言，从而规避了衰老的松懈、鸟尽弓藏的平庸和无所适从的风险。

　　他用似乎永不停顿的行走，让人们好奇、怀疑、挑剔、惊异，继而不安和认同，他们不得不依照惯性，去总结和升华出崇高和意义，直到把崇高变成了虚妄的幻觉，让意义沉重到余纯顺无力背负。

　　他以挑战者的姿态莽撞地闯进罗布泊，荒原不动声色地收留了他，像千万年间收容过许多人那样，平淡、宽容。

　　我有时想，当他在罗布泊松弛开紧绷８年的神经，摆好烈士最后的造型，在濒死的幻觉中，除了见到他深爱的母亲，是否还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和不用再理会结果的欣慰。

　　如今于闲散中信手翻看他的日记和随笔，我还时常感动于这样的细节和描述：

　　在鸳鸯坝，有些高原反应的余纯顺正在路旁喘息，三个藏族人背荷行李从长满仙人掌的山冈下来，在走过他身边很远后，又退回来，执意要送他２０元钱，让他乘车。

　　淳朴的佛教徒按照自己的理解，认定这个汉族兄弟是因为没有钱才走路的。

　　在海拔４６００米的巴尔兵站，余纯顺求购罐头，冷漠的军医开出１０元一个的高价。余纯顺发现有些罐头的出厂日期竟然是１９７２年，忍不住叫起屈来，管仓库的阿兵哥无所谓地说：“那就８元一罐吧，有卖给你的就不错了，这里是西藏！”

　　到后来知道他是孤身徒步的行者，一切费用立马全免，还友好地请他住进了首长休息室。

　　带着军人们特意为他蒸好的白面馒头，余纯顺走出老远，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余纯顺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知道，那是仅有４个人的兵站在为他送行。

　　也有摄人心魄的美。

　　在康巴地区，途经折多山下一个叫瓦泽的藏族寨子，余纯顺看见一位藏族男子和他美丽的妻子正躺在阳光下的绿草地上，他描述道：“那女的十分温柔地轻抚着男人的头发，而那男人双手枕头，眼睛爱怜地看着女人的脸。”

　　余纯顺问：“你们今天休息？”

　　男的答：“是，我们今天休息。牛羊自己在山上吃草，地已经种下，在山里挖金子的我休息了。”

　　在藏北荒原，趁着最后的天光，余纯顺支好帐篷，用了晚餐，就是三片压缩干粮和几根四川榨菜。天黑净，上海男人缩在帐篷里打开收音机和英语书，怀着全球化的梦，有些蹩脚地大声朗读起英文来。帐篷外，是高原纯粹的夜，小动物们快乐地跑来跑去，胆大的蜥蜴凑过来，好奇地聆听它们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奇怪的语言，而天幕上，正缀满了分外闪亮的星。

　　读到这里，我就羡慕地想，余纯顺真是个浪漫到骨灰级的家伙，此情此景，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体悟出这般滋味，才受得了这山野大气，日月精华。

　　书读到兴起了，我又会去川藏线上，去雅安天全县两路乡长河坝的小店，看那辆落魄苍老的推车，回顾２０世纪的前尘往事，感叹时光的惨淡和人生的短促。

　　我真的希望能够告知正在天上乱走的余纯顺：老余，别忘记你的推车还在二郎山下默默地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