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39年冬天，一个加拿大医生在河北省唐县离开了我们。纪念他，也是纪念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里的精彩段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我5岁就能流利背诵。尽管当时不解其中深意，却牢牢记住了插图上那张特别的脸—头发少少的，额头很宽，眼窝深深的，留一撇小胡子。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白求恩已经死去70年了。

1938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为了独立、自由、尊严，中国人手握简单的武器，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尽管可歌可泣，然而实力悬殊，前景暗淡。在这样漫无边际的国力消耗和几乎没有尽头的生命付出面前，人的意志在渐渐地磨损和消解，有人退缩了，有人怀疑了，有人投降了。

正是在这紧要的关头，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他的勇气、无私、热忱，还有全身心的投入，在晋察冀前线，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拯救了许多抗日战士年轻的生命。

或许，仅凭一人的力量，救死扶伤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在中国抗战极为孤立少援的时候，一个西方人的关切、同情、支持、参与，以其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雪中送炭的实际效果，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的精神抚慰与士气鼓舞，继而坚定他们继续奋战下去的信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的。

白求恩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和医学职业教育，作为正式挂牌行医的大夫，他一丝不苟地兑现着希波克拉底誓言，在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同时，也赚到丰厚的金钱。在加拿大、英国、美国，他曾经过着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收获过甜美的爱情，建立起温馨的家庭，也有过丰富浪漫甚至放荡不羁的感情经历。

他的祖国安静、富裕，远离战火。他大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工作之余，在咖啡馆中读读报纸，在某个夫人的客厅里争论上一阵，为那些遥远的黄种人之间的厮杀胜负猜测一番，下个不大不小的赌注，然后耸耸肩、摇摇头，在上帝的庇护眷顾下，继续平稳幸运的人生。

但是，生命中不安分的基因，志愿者的本能，冒险的冲动，以及更多的是血液中崇尚独立、自由、人权，反对专制、奴役、暴政的秉性，注定了白求恩的选择和命运。当然，与之相关的可能还有那场几乎置他于死地的肺结核病，以及漫长的两年休养。

我猜，正是那一段生死未卜的日子和寂寞冷清的时光，使医生对人生的意义有了不同寻常的深层次的考量。在他几乎是孤注一掷地选择危险的人工气胸疗法治好自己的肺病后，医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西班牙战场。他创造性地发明了战地输血车，在危急的时刻，不止一次挽起衣袖，把自己的血输进国际纵队伤员的身体，这样的事情，后来又一再发生在中国战场上。

据说，当春天来到西班牙战场，在紧张战斗的间隙，激情飞扬的大夫又一次收获了动人的战地爱情，这段浪漫插曲似乎也成为他提前离开西班牙的原因。

这之后，白求恩就辗转来到了苦难的中国，并在中国工作了差不多两年时间。

在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忙碌、充实，同时又很孤独。

他四处转战，在摩天岭、黄土岗，在所有他听得到枪炮声的地方，在农舍和寺庙里，在匆忙中用门板搭成的手术台上，他总有做不完的手术。

他为中国人的勇气和战斗意志所感动，又为他们简陋的条件、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以及缺医少药而失望、伤心，甚至愤怒。他不是一个内敛、低调的人，他有西方人固有的直率与坦诚，喜怒哀乐溢于言表，激动的时候，他曾经动手打了不合格的卫生员耳光，事后又为自己的粗暴道歉。

在边区后方医院，他第一周就检查了520个伤病员，第二周即开始施行手术。

在晋察冀的一次激战中，他连续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动了手术。他的手术台，就安在离前线5里地的村中小庙里。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大夫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中国战士。因为他是O型血，他得意地称自己是“万能输血者”。

为了培训出更多合格的医护人员，他倡议创办卫生学校，亲自打字、画图、编写教材、讲课。他曾经在幽静的丛林中，给三百多名学生上大课。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他组织制作了可以应付100次手术、500次换药和配制500个处方的药驮子，因为药驮子是桥形木架，搭在牲口背上使用，便被命名为“卢沟桥药驮子”；他制作的换药篮，被称作“白求恩换药篮”。

在边区，他生气地拒绝了我们习惯给予外国人的优待与照顾，其实，那不过意味着一点点缴获的咖啡、罐头，一些香烟或者糖果。白大夫以他的自律和一以贯之的关乎公正的信念，谢绝了所有与众不同的待遇，他要求人们忘记他的国籍、身份、年龄，把他当做一挺机关枪来使用。

他的确做到了。

一年多的时光，白求恩把自己从一位生活优裕、风度翩翩的西方绅士，磨砺成身着粗布军服、容貌瘦削然而目光炯炯的东方战士。除了高大的身材和眼睛的颜色，几乎看不出他与晋察冀其他抗日军人的区别。

70年过去了，我解读着当年的一些照片。

他戴着眼镜，腰间系着围裙，俯身在简陋的手术台上，专心致志，神情严肃，像是希波克拉底的化身。

他坐在矮凳上，面前稍高的破椅子上，一碗汤，一盘煮熟的土豆，一小撮盐，医生手拿从家乡带来的小匙，正在独自用餐。他的姿态依然是训练有素的优雅，仿佛餐台上堆满了火鸡、牛排，身边坐着小姐、夫人。

他在中国的河流中裸泳，一贯严肃甚至有些严厉的脸上，露出孩子般开心的笑容。

最后，还有战地摄影师沙飞拍下的医生最后的遗容，苍老、消瘦的白求恩眼窝深陷，大脑门光秃秃的，嘴巴没有闭拢。

1939年11月12日，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诺尔曼·白求恩死于败血症。他是在这一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的一次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受到致命感染的。

在中国的将近两年的时间中，他拯救了许多年轻的生命，却没能够救活自己。

医生始终孑然一身，没有能够像印度的柯棣华、美国的马海德那样，爱上一位漂亮的东方女子，组织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生下一堆漂亮的混血儿。

没有人知道白求恩的内心，是曾经沧海，还是戎马倥偬？不得而知。但是，在战斗的间隙，在充实的工作之余，在边区纯净的深夜，在月色皎洁的时候，医生肯定感到有些孤单，他开始想念故乡了。

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谈到渴望与人交流，抱怨寄出的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说他疯狂地想念肥厚的炸牛排、黑啤酒、浓香的咖啡、奶酪、枫叶糖，还有永远铺着雪白床单的软软的床。

带来的药物差不多用完了，白求恩决定回一趟加拿大，除了争取更多的援助，还要慰藉自己怀乡的苦。

他向朝夕相处的同志们告别，边区甚至已经给他开过了欢送会，可惜，突然爆发的战斗耽搁了他的行期，医生拒绝了人们的劝说，决定暂时留下来，他认为自己这时候离开，就等于是逃兵。

没想到，这一留，就是永久，白求恩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加拿大，他永远地留在了他牵挂、眷恋、战斗的中国。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笔，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信，最后一次以一个医生的理性与严谨，对自己的身后事作了详尽的交代。

我今天反复读这封条理清晰、语言冷静的信，感觉他不是在写遗书，而是在写一份平常的医嘱。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军区的吕司令员。

贺师长也要给一些纪念品……

给军区卫生部长2个箱子，尤副部长18种手术器械，凌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2种物品作纪念吧。

照相机送给沙飞。

给我的勤务员邵一平和炊事员老张每人一床毯子，并送给邵一平一双日本皮鞋……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的铁剂，专为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患者。

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正是最后那张照片和白求恩朴素的话，使我的泪水，在事隔70年后，在今年秋天，终于轻轻滑落。

我们给了大夫许多的赞美、荣誉，给他建了纪念馆，用他的名字命名大学、医院，毛泽东亲笔写下著名的文章，赞赏他是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也许我们忘记了他也是个率真、孤独、单身，在河水中裸泳，经常写信得不到回音，渴望朋友和交流的人。

毛泽东在文章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

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头还留下一个永久的误会：“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

其实，白求恩到死才49岁。

我猜，这个误会是因为外国人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