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每至秋冬换季，总要闹场重感冒，鼻塞、耳鸣、头沉、乏力——按说无非一种常见病，但持久顽固，百药难治，今年还被劝去医院进行了H1N1除外检查，着实让我懊恼不已：感冒不是“呼吸系统”的事吗，为什么还要波及我的“神经”！这让我在对现代医学平添几分怀疑的同时，更加怀念母亲和她“神仙一把抓”的医道——实在遍览古今，在我看来堪称“医道大家”者不过两人：一是距今1800年前的华佗，一是去世刚满周年的母亲！

母亲的医道从何而来，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最为现实的解释是：这位生不逢时的中国普通女性，1943年刚满20岁就进了我们这个家境败落中的大门，到我出世的1956年，13个年头先后生下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当时的中国先是持久战乱，后是艰难恢复，内忧外患，百废待举，农村生活状况和缺医少药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若想使这么一堆儿女无一夭折，长大成人，“吃穿”和“健康”是面临的最大威胁和考验！母亲生性要强，虽无文化，但心灵手巧，她顽强而执着地支撑着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健康，“久医成医”，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母亲的医道，说来既简单又复杂。

首先她的医道理念是“三分治七分防”，特别不提倡我们这样一把一把地吃药片，说“是药三分毒”……过去夏天，我们兄妹总是在天井当院睡，为了防备我们着凉生疮发疟疾，母亲无论一天怎么劳累，总要惦记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儿女照护好：上半夜怕我们被蚊叮虫咬，等我们闹完睡熟后，就逐个给我们检查睡姿和盖严单子；下半夜又把我们喊的喊、抱的抱挪进屋里……即使母亲后来上了年纪，我都四、五十岁了，每每秋冬回家小住，母亲照样像对待孩子一样对我“百般呵护”：睡觉怕我在小炕冲门着凉，总是晌午给我把被子晒好，下午早早地烧热炕，晚上等我睡下帮我掖好每一处被角、再给我头顶预备好暖水瓶，第二天早起，母亲就又早早地捅开炉子坐开水，给我冲上2个自己喂的笨鸡蛋，搁上白糖、香油，摧我趁热喝——这样的情况，哪还来的感冒和杂病呢！

母亲不认字，既不识《本草纲目》,也不懂《黄帝内经》，其行医要诀无非靠“望、闻、问”诊断，生姜、绿豆、香炉灰、纳鞋针医治。记得小时候，一个风雪呼啸的夜里全家正在熟睡，躺在小炕上、比我大四岁的五哥一阵呻吟把睡梦中的全家惊醒，母亲赶紧点上油灯去看，发现五哥烧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一摸额头和身上滚汤，知道是昨晚玩耍出汗着凉引发伤寒。她赶紧穿起衣服，冒着刺骨的严寒、踩着没脚的雪地，到当家邻里敲门借来一块生姜，又去二里以外的供销社买来红糖，沏好红糖姜水后，母亲就用大针给五哥刺唇放血，挤完血，再给他一勺一勺地灌下半碗红糖姜水，接下来是嚼碎生姜给五哥用力地搓后背，最后严严实实地盖好被子发汗——奇怪得很，五哥一觉醒来，就整个一个好人了！

母亲为人施医最重“医道合一，以道为先”，这里的“道”，可释为“治于非治”、“以诚施治”。记得196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起晌后去生产队出工。一开大门，发现河西崔母的那个人们都称之为“傻青”（小青）的要饭孤儿蜷缩在炎热的太阳地里，已经奄奄一息。母亲一看，知道是中暑和饥饿所致，赶紧把他抱进家来，放在当敞的砖地上，先找出一点清凉油擦在他的太阳穴上，再用湿毛巾捂住他的面额，然后倒出昙里仅有的一把绿豆熬汤喂他喝，没待多久，“小青”渐渐醒来。母亲在喜出望外中从吊篮中把仅有的三个半苜蓿菜饼拿出来，先让小青就咸菜吃了一个半，另两个塞进兜里让他带走——“小青”如今还活着，几十年来这个当年的孤儿始终把母亲当成他的亲人，母亲对他也时有接济。“小青”很有良心，后来母亲腿脚不好，他常给母亲赶集买菜、拉柴摊煤。去年母亲去世回家安葬，“小青”得知消息远道赶来，抱住母亲的骨灰盒放声痛哭！

母亲的医道还特别讲究“理气”，认为人的健康与否全在于“血脉调和”，气血淤积、周流不畅，久必成疾。可以说母亲行医的一大诀窍就是“劝说疏导、心理施治”。母亲平生心地善良，人缘极好，邻里家人，大事小情，无不愿听母亲，母亲的“调解员”身份差不多成了她“终身荣誉”！就我们自家，过去也是个十足的“弱势群体”，父亲、兄弟出去闯关东，家里只有小脚的母亲、出门的姐姐和年幼的我，许多“无辜”时有降临，母亲的角色就更可想而知。记得1970我放秋假，为了给家中多挣些分，14岁我每天都去生产队拉犁拉耙、撒粪砘地，可一个半月过去，秋后算账只给我记了6天42分，白干的39天、273分几经交涉无果而结，这是难以承受的，我一气病倒，接着染上严重肺结核，几近奄奄一息的地步。母亲为了唤回我的灵魂，不知坐在床头叨念了多少遍“吃亏是福”，不知在菩萨面前原委了多少次“恶有恶报”，不知在我昏迷状态为我多少次焚香唤魂……

如今，我心目中两大“名医”相隔1800年先后离去：华佗的走，带走了无与伦比的医术；母亲的走，带走了包括无与伦比的医术；逝者已矣，而于我，抹平如此的心灵创痛，肯定不是个简单的时间过程。

                          2009年10月9日于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