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我心里的一朵花，有缘无份不要怨恨采不到。

　　最美丽的青春，为他开过，　不用问他往哪里飞　。

　　“好好打仗，不要操心家里的事，啊。”

　　“嗯。”

　　“……唉！有空，捎个口信回来。”

　　“嗯。”

　　“睡吧，明儿一早还要赶路。打完仗，一切就好了。”

　　那晚，我躲在屋后。昏暗的烛火下，爹娘不会发现我。灯芯在一点一点地萎缩，很没骨气的样子，最终它倒下后就再也没起来。一瞬间，我看见娘举手抹泪的影子。爹的行李被整理得方方正正的，安静地搁在床头古老的木箱上，明天，它就要随爹一起上战场了。

　　爹离开的时候，我六岁，娘二十六，她还是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子。

　　爹走后，娘就很少笑过。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担心，因为战争是残酷的，纵然国民党实力比共产党的强。

　　一次我和姐姐打赌，姐姐说爹还活，并且还能活着回来；我也希望如此啊，可是，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们没有一点爹的消息，甚至关于战争的进展，毕竟我活在大山里。所以我说，他死了。话音刚落，娘的巴掌便落在我的脸上，不疼，但我还是哭了，因为我想爹。我哭着跑到后山上的庙里，跪下请求菩萨原谅我。我学着娘的样子，双手合拢在胸前，念叨忏悔和祈福的话。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就再没有轻易地猜测过爹的任何事情，只有在晚上，一起爬到后山顶为爹祈祷。因为那里离星星最近，而我相信随着斗转星移，终有一天载着我们的祝福的那颗星星会飘移到爹头顶的那片天空，这样他就知道我们的思念有多长，能走多远了。

　　后来战争顺理成章地结束了，共产党也理所应当地取得了胜利。

　　娘从知道消息的那天起，每当闲下来便会坐在家门口，一边唱着不知名的歌，一边直楞楞地盯着村口看。她在等爹回来，一直都在等。第一批兵回来了，尽管打了败仗还是被乡亲们拥着回到了各自的家中；第二批兵也接踵而至。因此伙伴们常谈论的话题也从台北的小孩玩什么变成了战场上的故事，经过添油加醋地修改后，每段似乎都那么轰轰烈烈。在他们中间，我显得格格不入，因为我没有故事，没有爹的消息，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我们等过了秋天和冬天，春天来了。娘依旧会去祠庙里求佛，依旧向村口张望，依旧时常唱起那首无名的歌。只是娘会等到野百合开的那天，去后山坡上摘一朵最美的回来。

　　一天我从学堂回到家，没有看见屋顶上升起的炊烟，姐说娘一大早便去祠庙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饿一次肚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时，我已经十岁了，渐渐明白娘是不会放弃等候的，因为爹曾叫我们等他回来，吃团圆饭。我抬头，因为没有炊烟，我才看见候鸟展翅向北方飞走了，它们没有哀怨的叫声，就像娘从没有怨过爹一样。

　　转身又三年。娘已是三十的人。

　　门口一些大婶常叽叽喳喳地忙活着帮娘说媒，她们说娘不算老，还有人要，再过些时候就没人肯娶了。但娘干脆地拒绝了所有的媒，久而久之，再没有大婶说媒了。她们也不愿做费力不讨好的是，这很正常。但她们还是会劝妈妈说人死了就不可能回来了，有时还捎带几句“我家那口子说打仗可危险”之类的话，她们把“那口子”看成了英雄。娘却只回给她们一个微笑，并不把它当作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她相信爹还在某个地方，念着还没兑换的诺言。娘的痴情守侯曾被村寨里的人笑话，他们笑娘傻，而我和姐姐却甘愿陪娘一直傻下去。

　　野百合周而复始地开了，又败了。

　　今年花开谁会采，明年花败谁会来？但终究是来了。那天村里沸腾了起来，因为来了一位大山外的邮递员，他只带来了一封信，而且是从台北寄出的。我和娘还有姐都很平静，不认为那是给我们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邮递员还是把信交到娘手里，全村的人都惊住了，对于我和姐的心情，是不能用我的烂笔头下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娘不认字，就让刚上国中的我和姐姐一人一段把信读完。是爹写的，三年前，也就是说战争结束没多久，爹便动笔了，但由于大陆与台湾的政策相悖，而使它整整漂了三年，最终飘进了大山里。其实第一段姐没读完，因为爹说他被共产党俘虏了，但没遭到刑罪，他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所以投奔共产党了，所以也就回不来了，所以……爹也没写完。娘安静地听着，没掉眼泪，只是很坦然地朝北方眺望。我也学着娘向北望去，以为能看见爹的影子，但换来的只是决眦的青山。

　　冬天，候鸟飞回时，娘会到山顶上迎接它们，她相信总有一只鸟是爹特意安排回来看望我们的，并不渝地在山坡上高歌。她说这样鸟儿便会记住歌的旋律，明年好带给爹听。我和姐不晓得娘唱的是什么，或悲，或平静，亦或是一种对爱的释然。

　　再后来，姐和我陆续离开了大山，到台北读大学了。老屋里自然也只剩娘和她的那首歌。我离开的那天，和娘又一次来到庙里，不同的是娘在为爹做完祈祷后又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末了，山谷里回荡起她的歌声，我在山的背面终于听懂一句：最美的青春为你开过。原来，那便是他们永恒的歌。

　　娘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她总时常一个人念叨过去的事，念叨爹是多么小心地为她戴一朵百合，念叨爹曾亲手为她种下一棵树，只是待树苗刚破土没到一米就死了。犹如他们的爱情，叫一个字——殇。

　　我在外面一待又是三年。三年来，我没有一点娘的音讯，尽管我曾写过好多没寄出的信，尽管我也学娘，把话讲给候鸟听。那三年我唯一明白的便是不孝之子是多么欠揍。

　　再次见娘，她的双鬓银丝又多了几分。娘说，爹已经离家十五年了，我却算不出来。那次娘第一次对我讲她的猜测，孩子般让我帮她判断她猜的对或否。当然我做不出判断，也不敢去做。她说爹可能是工作忙，也可能是因为台湾和大陆关系紧张，我知道这个假设不成立，在大山里生活的娘不知道大陆和台湾已实现了对话。这些，我不忍心对娘讲，毕竟，她坚收闺房已不是两三年了。娘不时地抬头望望天空，她说天上飘过的浮云，很像爹离去的背影。

　　娘像孩子一样听话，一听便是十五载。我陪娘到村口，她指着远方说当年我爹就是从那里离开的，我却没能力顺着她的指尖将目光延伸到海峡的那一头，也无法想象候鸟飞走飞回十五载后爹变成了什么样子，胖，还是瘦，是否也和娘一样生出了白发。娘是个极传统的女人，连夸爹都会脸红。娘送我的那天，我又听到了久违的老情歌，依旧是淡定从容的曲调，却在不经意间添了份沧桑，再精美的留声机也有沙哑的一天，对吧。娘只顾自己唱着，却不知道我已悄然地发现了她脸上的泪痕。我俯身摘了朵野百合，却看不见爹的面容，花瓣上的泪滴只会反射出娘的心，而不能折射到爹的影。当夕阳一点一点向山后坠落时，未收回的霞光仍抚摸着这一方土地，我不晓得它转过爹脚下的土地时是否也会不舍地停留片刻，跟他讲讲我娘对他的思念。

　　一曲终，我捕捉到一段与以往不同的曲调，也可能并非不同，只是我刚刚听懂。它像一份爱情即将收场时留下的独白，也像落幕后观众的感叹。它是这样的，当春天候鸟飞走的时候，不会记得为它开过的野百合。

　　花开花落，伊人面憔悴。娘再不会拥有二十六的芳龄。村子并没有因为台湾的发展而随之融入，因为村子在大山里，永远保留着与世隔绝的传统与原始，我仍记得娘给我的那一巴掌，不是因为疼，也记得不去猜测爹的情况的誓言。纵然“爹”对于我已变成一个模糊而熟悉的词。我曾偷偷地问过天上的浮云我爹到底成啥样了，但浮云却什么也没说便轻轻地飘走了，就像爹那晚演的离别的哑剧。或许我已经知道，为什么娘说它像爹的背影了。

　　直到一天，我收到一个迟到的消息。娘飞走了。

　　收拾老屋的时候，我在一个抽屉里发现几封安静的信，除了我和姐的，有两封甚至用娘的嫁妆压着，一封是爹在战争刚结束时写的，我读过，还有一封，那微微磨破的折痕暗示着娘曾打开过无数次。我和姐小心地默读着每一个字，直到明白信是爹在离家七年后写的，明白爹那时已在大陆成家、生子，然后也生华发。原来，爹拥有的儿女，不止我和姐两个。我始终没能读懂爹是愧疚还是绝情，或者，是迫不得已。也许这便是所谓的七年之痒。当年给娘读信的一位乡亲说他原本隐瞒了爹成家的事情，但没想到我娘会自言自语地说：“他成家了，不用瞒我。”娘毕竟是女人，况且，爹是在大陆枫叶初红时写的信，南回的候鸟会告诉娘他的消息。

　　四季转了多久，爱不会因此而停，当年播下去的种子也长成了一片森林。娘终于飞向了云彩，钻到爹的影子里去了。那首老情歌，也散到了野百合的芳香里。

　　从前听她唱起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得／每一年春天候鸟飞走／她会摘朵野百合

　　后来听她唱起那首歌／他在远方成家她都晓得／她说当春天候鸟飞走／不会记得野百合

　　现在我唱她的老情歌／她的梦里连恨也没有了／那一天春天她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