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２０年整，想起他我内心深处就一阵阵刺痛，不免热泪盈眶。父亲与党同龄，１９４３年参加皖南游击队，其间入党。他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死后未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存折上只有几块钱，更谈不上遗产。

　　父亲是安徽人，一次，在打鬼子中受伤，被转移到老乡家养伤，受到老乡一家的悉心照料。伤逾后，父亲没有找到原来的游击队，又参加新四军，后随大军南下来到现在的城市，在单位当司务长，也就是管伙食。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年青黄不接，父亲接到当年在老乡家养伤的老乡来信，说一家人天天吃野菜，人已饿的皮包骨快死了。父亲心里很难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挪用了单位的２０斤粮票寄给老乡。东窗事发后，父亲被下放到林场劳动改造。改革开放后，才摘掉帽子返回原单位上班，直到去世。

　　父亲在世时有个谜，他每月工资三十四块五，供全家４口人吃饭。按说当时大家工资差不多，别人家过的较潇洒，而我们家日子却紧巴巴，母亲常说不知他的钱用到那里去了，可能老家还有“家”？他不仅是“月光族”，而且寅吃卯粮，这个月没完就借下个月的工资，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一张竹床、竹桌，租住在房产公司的一间阴暗潮湿的老屋里。后来，我们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笔记本里发现，他隔三差五会寄些钱给当年养伤的老乡家。难怪，父亲在世时常告诫我们，做人要踏踏实实，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有一年隆冬。父亲当年养伤的老乡家来信，说大妈病故了，要我们去一趟，有要紧事。我们摸头不知痒，猜不出什么事，便日夜兼程赶到安徽。大妈的儿女告诉我们：当年，那２０斤粮票救了他全家的命。当时，大妈拿了１０斤粮票让小女儿去乡粮管所买米，回来的路上，小女儿饿的两眼发花，刚好随身买了一钵盐，她摘来荷叶，把盐倒在荷叶上，抓了两把米放在钵头里，就地拣些干树枝煮了一钵粥吃。回到家，大妈把米拿来校秤，发现少了将近半斤，便丢下锅铲风风火火跑到粮管所大闹一场，直到补回半斤米。小女儿看到事情闹大，吓的离家出走，大家又打着灯笼、火把满世界把她找回，问明原因后，大妈狠狠打了她一顿，第二天又送了半斤米回粮管所。生活好转后，大妈托人换了二十斤崭新的粮票，加上我父亲陆续寄去的近千块钱用红布包好，临终时，她嘱咐儿女一定要还给我父亲。望着那一叠作废的地方粮票和“大团结”，我潸然泪下。收下大妈留下的东西，我塞了两千元给她儿女。

　　最近，我们搬家，儿子翻出这包东西，说这粮票和“大团结”可值几万元。我给他讲了这包东西的故事，儿子沉默半晌，说这是爷爷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