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书店看见一些老歌曲的磁带，选了几盘带给老妈。她知道，老人都喜欢听老歌老曲从从往日的节奏旋律中回味往日的情感故事。老妈果然喜欢这些磁带，有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歌曲哼哼，其乐融融。

　　老妈听其中的一支胡琴曲时却沉默了，面带忧容，似在回忆什么。老妈要她把机子关了，沉思好一阵后，给她讲了一个往日的故事：

　　老妈的妈，也就是她的外婆，很早就去世了。当时她老妈才念小学三年级，从此她老妈和外公，父女相依为命。外公靠给人做衣服维持生计。每天晚上老妈坐在外公身边的，从前是外婆坐的那把椅子。

　　老妈坐在外公身边，一边看书做功课，一边听外公讲外婆的事。如果老妈睡着了，外公便拿件衣服给她盖上，或抱她到床上去。外公累了要休息一会儿，老妈就会去给他拿水烟筒和“纸媒”，再倒一杯开水。

　　老妈有时候还给外公倒小半杯酒和一小碟花生米。那花生米，外公只吃一半，另一半留给她吃。

　　老妈说，每夜深人静时，合着缝纫机的哒哒声，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胡琴声，当时也不懂什么，只是觉得很好听，声音很美，很喜欢听。她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后来才知道，她最喜欢听的那支曲子叫做《二泉映月》。引起老妈沉默和忧伤的，就是这支曲子。

　　老妈说，初中毕业她去煤矿工作后没在家住，就再没听到那夜半琴声了。

　　她想再一次给老妈放磁带上的那支曲子，她老妈没让放。说今天不听了，听了很难过，老妈接着讲完了那往日故事:

　　老妈在煤矿工作一年后参加了文工团，一次听乐队的同事告诉她，那拉琴的人原来是中学音乐老师，后来考取了音乐学院。

　　他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第二年碰上“大鸣大放”得罪了领导，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中，又说他反对样板戏，矛头直指向中央文革，把他送回原地监督劳动，规定他拉板车。

　　一次那位同事指给她老妈看:一矮小瘦削四十来岁的男人，步履艰难，一脚高一脚低拉着煤车往满地煤浆的山坡上去，驼着背、一摇一晃，很吃力的样子。

　　她外公也是身材矮小，腿还受过伤，也是走路一拐一拐，一脚高一脚低。

　　外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受过冲击，说他曾经给国民党兵做过绑腿，钉过肩章，在对敌斗争中立场不稳，软弱无力，爱憎不分明，让老人去农村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

　　因为实在行走不便，两年后才让他回城，但不让他回厂上班，也不给发工资。于是外公又在那小楼上的小房间嗒嗒嗒地给人家做衣服。

　　外公回城时，老妈请了两天假去乡下接他，回家帮着收拾整理。这两天她又和儿时一样坐在外公身旁，随着嗒嗒嗒的缝纫机声，又听到了夜半时风吹进来的胡琴声。

　　她已不再只觉得好听，还从抑扬顿挫中听到了幽怨、凄凉、悲哀的哭泣声。声音的高昂处，似是窦娥悲痛激越的喊叫声：“地也，你不知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老妈本来要把外公接去一起住。外公在城里住惯了，邻居们熟了，不愿去老妈那里。

　　过了没几年，外公去世了，老妈回家料理后事。那个晚她又去了楼上的那间小屋，坐在外公坐过的那张椅子上，看着那默默无声的缝纫机。没有她的老爸了，没有嗒、嗒、嗒的缝纫机的响声了。

　　老妈在那小屋坐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她还想再听一次那凄凉的琴声。

　　可是窗外只传来潇潇的风声和飒飒的雨声，没有了琴声，她坐了很久很久。她坐会儿起来站在窗口望望，望望后又回那把椅子上坐，起来又坐下，坐下又起来，没从前那么安稳，有时候是坐在那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怎么没那琴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后来她才听人家说，那拉琴人早已不在了人世。因为受不了饥寒、寂寞、忧郁，受不了沉重的政治和劳动压力，已经默默无闻、悄悄无声地逝去。

　　拉琴人的父母早已经不在人世，他戴上右派帽子的那年，父母悲恸过度相继去世。他没有兄弟姐妹；曾交过女朋友，运动中也自自然然分手了。

　　她老妈说，想到她外公就想到那夜半琴声和那拉琴人，想到那拉琴人，听到那琴声，就又想到她外公。

　　她真想带着磁带和老妈一起到那老屋子去，让老妈去那老屋里再听一回夜半琴声。可是外公去世后，老屋子已经交出去拆迁改建了。

　　她把机子打开，房间里即刻响起了轻柔悠扬的胡琴声，好像是风把它从远处吹进屋子里来的。

　　她要老妈把眼睛微微闭上。琴声悠扬、凄凉。她和老妈一起想象着外公家的那老屋，想像着外公坐在一把椅子上，想象那嗒、嗒、嗒的缝纫机声，想像着外公和那拉琴人的矮小、瘦削、佝偻的身影。琴声似乎是从很远很远的远处随风飘进来的，如诉如泣。

　　《带雨的云七十年感怀短文6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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