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整个就是农村的一野孩子，甚至有些顽劣成性，整天与一群“驴朋狗友”东一头西一头地在街巷胡同、野地树林乱窜一气。如果说现如今的孩子有卡通片可看，那么我也有喜爱的风景，极其喜爱村庄里姑娘们的辫子。这个儿时的“怪癖”让现在的我想起来就感到有些好笑和难为情，心想：这小子当时怎么这样啊。

　　那时的姑娘都爱扎一麻花辫子，有分成二股的、三股的、四股的，然后极细心的交叠地辫起来，辫梢一般系上红头绳，黑黝黝，透着亮，垂在滚圆的背上。有的甚至长至腰际，随着那扭动的腰肢绵绵地摆动。我往往趁着她们不注意，蹑手蹑脚地蹭到其身后，小心翼翼地抓在手里，慢慢缠进手掌，用手指轻轻地捻。我感到那美丽的辫子就像我在芦苇汊子里把捉到的一条小绿蛇缠在手掌一样，凉丝丝的，滑滑的，软软的，微微蠕动着……那时，我不怕她们发现，因为我狡猾地知道我小，大人是不会把小孩子怎么样的。她们蓦然一扭头，发现有个小鬼头痴痴地站在身后，就把长长的辫子翻过肩膀，并不把辫子从我手中拽出，转过身子，微弯下腰，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尖；她们似笑似怒，使劲地把眉头和鼻子向眉心处凑，漾起一道道细细浅浅的好看的皱纹，眉毛稍稍竖着，好像怒气冲冲似的，“嗯”的一声，使劲一按我的鼻尖，我一惊，撒手，她们随即就笑成一团……

　　那时，我始终认为与我家东西相邻，只隔一条小胡同的老刘家的姑娘刘义芳是村子里最俊俏的姑娘，按照辈份我得叫她小姑。她不仅有一条垂至腰际的大辫子，辫梢扎着红头绳，而且在辫根处还系上一块鹅黄色的丝绸手绢，还绣上了一朵五个瓣的红花，一根弯弯的草绿色的花梗，还生长着两片嫩绿的叶子。这条手绢她有时还缠在光洁的脖子上，那朵红花藏在小巧的下巴下边，羞羞答答的。那时，我总是以为那朵花就是从她的发根与脖子里长出来的，一直想着摸一下看看，可是我够不着。有时看见她在家门口站着，或是正在扫地、拿柴草……我就跑过去，转到她背后对她说：“小姑，你的辫子上有个小虫子。”她一吓，赶忙蹲下，惊慌地说：“哎呀，快，快给我拿下来！”于是，我就趁机摸着她的手绢，小心地翻看，是那么的细滑，我从来没有摸过如此的东西。她忽然知道了我的诡计，转过身子，揪着我的耳朵，“你这个坏小子，你怎么就像个坏虫子啊。”我使劲一摆头，挣脱出耳朵，飞快地跑掉了。

　　以后，我就不用这个法了。我一般会在中午等在她的家门口，远远地看见她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就赶紧低头蹲下，蹲在她家门口东旁的苦楝树下，直到有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出现在我的眼里，就抬起头来，哭丧着脸说：“小姑，我的脚……崴了……上树崴的……”她信以为真，放下干活的家什儿，蹲下来，“那个脚呀？”“哦，哦，是左边的……哎哟……对……就是这只……”就这样，我又得逞了，偷偷地乐着。她给我揉了好一会儿，就停下手问我：“还痛不痛了？好了吗？”我怕装的时间长了被她识破，就装着立马轻松的样子，笑嘻嘻地说：“好了，还是小姑会给我揉。”然后就欢蹦乱跳地跑回家去了。这个办法我用了三次，但是第三次是不幸的，最终还是让她识破了我的诡计，就再也不给我揉了，而是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似乎是恨恨地，紧咬着细白的牙齿，笑着说：“痛！痛死你这个小鬼头，这个坏虫子……”

　　我一直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所以就经常把这些事情告诉奶奶，她老人家就往往笑得前仰后合，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脑袋瓜，说：“是跟谁学的哟。从小就这么鬼精鬼精的，还摸姑娘家的辫子，小心长大了找不到媳妇。嗯？！”

　　听奶奶这么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嘴里滚出了让奶奶非常欣喜的话，“我要西屋的小姑当我的媳妇！”

　　“哎哟，我的小山子有眼光啊，长大了一准会疼媳妇。”奶奶边说边亲着我的脸。

　　“奶奶，为什么要疼媳妇呀？”

　　“你不疼她，她就不给你做饭，还会跑了呀。”

　　这也许是我人生的第一堂婚姻课，媳妇是要疼的，还知道了原来媳妇不光会不给做饭，还会跑掉。奶奶又好像很严肃地嘱咐我说：“你这个话可不能对别人说呀，老刘家的小姑早就许了人家了，就是南街的大碾子。”

　　在农村里，恐怕十家有五家会有叫得响的外号，每一个外号的背后都有一段既曲折又可笑故事。而且这个外号会一代一代地传给下辈，有大碾子，就会有小碾子，当然还会有老碾子了，就是大碾子他爹。至于说为什么叫碾子，由于年代久远，也就无从稽考了，村民们也并不在意外号的来历，叫着顺嘴就行。久而久之，正儿八经的名字就无人叫了，仿佛外号就是他们的名字了。不过，你如果细心地审视一下这些外号，就会发现这些用语惊人的生动形象，还有诙谐和滑稽。比如说大碾子一家爷四个，个个生得是又矮又粗，又硬又横，敦敦实实，活脱脱就是那石碾上碾米的大碾辊子；走起来又吭吭哧哧，就像碾辊子呼呼隆隆地碾过碾盘上的粮食。我想：他们家的外号大概就来历于此了。

　　奶奶告诉我，在“忍饿”（农民对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种很形象的叫法）的时候，大碾子他爹给了西屋老刘家三口袋地瓜干，于是就订下了这门子亲事。因为老碾子是村子里的大队长，当然就会有地瓜干了。我怎么也无法把地瓜干与我美丽的小姑，与长至腰际会生长出绿叶红花的辫子联在一起。当时，我心里仿佛有些失落，又有一些莫名的愤怒。至于奶奶再说了一些什么，我也就听不见了。有一次，刘义芳挑着一担水从我家门前过，我气昂昂地挡在她前面，把手叉在腰间，本想大声责问她，可是我又怕旁人听见，就又低声下气地放下双手，说：“小姑，你为什么要当大碾子的媳妇啊？我不让，我要你当我的媳妇。”她一怔，瞅了我一眼，说：“昨的啦？你们家有地瓜干吗？”

　　“哼！地瓜干有什么好吃的。”我忽然看见她的大辫子弯弯地绕过脖子，垂在起伏的胸前，就紧接说：“好小姑，让我再摸一下辫子吧？！”

　　“小心叫大碾子揍你。”她没好气地说：“让开！”挑着水一摇一晃地走了。那两桶水在扁担的铁钩上吱吱哑哑地响，好像是极不情愿的样子。

　　于是，我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大碾子隔三差五、有事无事地老往老刘家跑呢。原来是这样啊。我不太喜欢大碾子，觉得他太凶了。大概他是生产队副队长的缘故吧，因为那时的各类队长都是很凶的。大碾子常常对生产队里的队员吆五喝六的，不然就大声咧咧，鸡巴这个，鸡巴那个。每当他说“鸡巴”时，村民们就扭着头，脸冷冷的，不稀看他。那些人里就有我的妈妈、我的叔叔和大爷。我感觉他的那张嘴就像是正在回嚼的牛的嘴，泛着浓浓的白沫……这时，如果我在的话了，就会气不打一处来，往往用弹弓选准一个角度，趴在地上，从大人们的腿缝里，朝着他的小腿就是一下子。他就突然急如星火般地跳着脚，抱着小腿，大声骂着：“鸡巴谁呀？鸡巴找死啊！这是那个鸡巴……”于是，我就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大碾子是个大鸡巴！”村民们于是就七扭八歪地笑成一团，我就停在不远处，很得意地站着。我知道他就是追上我，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用摸姑娘们辫子的心思用在了大碾子身上，看来也同样有效。不过，就像干饲养员的大爷教导我的：还是隔着那些牤子远一些好，不会吃亏的。因此上，我就站的远一点，不像我摸姑娘的辫子那么近，都能闻到她们微微的气息，是刚刚用镰刀割倒的青草的味儿，清鲜里透着一丝淡淡的香气。

　　可是，有一个人我却挺喜欢的，那就是住在北街的三葫芦。不用说，他家至少有老少四个“葫芦”。他是我们这个生产队里最能干的一个劳力，又高又壮，身板宽得像街门上的一扇门板。他的独轮木推车的车圈是最宽的，里边的辐条是最粗的，车子两边的柳条篓子是最宽最高的，能放上一头半大的牛。更让人称道的是他还不愿意用姑娘家给他拉车，不管是往田里运粪，还是从田里往回送玉米、地瓜什么的，都是独来独往，让那木推车的襻绳深深地勒进脖颈，把他那颗硕大的脑袋挤的老长老长的，这在农村里就形象地叫做“单颈”，意思是伸着个长脖子单独推车。这样，挣的工分就多，不用分给那些拉车的姑娘们了。有时候也有例外，我时不时地看见刘义芳给他拉过车。那根拉车的绳子好像总也抻不直，像条没了脾气的蛇，软了叭叽的。三葫芦似乎比一个人推车时更加吃力，还显得很笨拙，脸涨得通红，汗涔涔的，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几次见到他，都是这个样子。我感到很是可笑，心想：一个人推就中了，看把他累的，像是一头在大旱天中了暑的长毛狗。不过，我喜欢这个家伙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能干，力气大得像头牛。而是因为一个人，就是刘义芳，我的邻家小姑。

　　那时的农村，忙完了一天活计，吃了晚上的饭，村民们就会来到每个生产队指定的地点记这一天的工分。我们这个生产队记工分的地方就是队里的仓库与饲养园共有的一个大院里，也作为平时生产队的粪场。我常常跟着妈妈来到这里记工分，在这个混合着牛马的尿骚气与纸烟的缭绕中，在闹哄哄的喧嚷里窜来窜去。村民们或者蹲着，或者坐在一块随手捡来的石头上，三五成群，有的开着粗俗的玩笑，有的嘴里骂骂咧咧的，好像是对今天的工分不满……我忽然发现这是摸姑娘们辫子的大好机会，太阳也沉下去了，生产队的汽油灯又不是很亮，人又多，很便于隐藏，能够长时间的摸着辫子。于是，我也就越加肆无忌惮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在记工分的过程中，在汽油灯几乎照不到的角落里，刘义芳总是与三葫芦并排坐在一起，坐在一块长条石上，好像是怕见光似的。我在人群里找到了三葫芦就等于找到了刘义芳，就能摸到她生长着绿叶红花的大辫子了。什么抬头望见北极星，这个家伙简直就是我的北极星，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在很多的时候，我就躲在刘义芳的身后，安心地抚弄着她的辫子，捻着她扎在发根的手绢，她好像全然不觉，一幅认真记工分的样子。有时，他们也偶尔咕哝着一些话，我一点都听不明白；有时，三葫芦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刘义芳就哧哧地低声笑，然后就转过手来，狠狠地掐三葫芦的后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刘义芳的绣花手绢被三葫芦坐在了屁股下面，刘义芳的屁股下也多了一样东西，很厚很软的样子。这可把我气得够呛，更让我难以容忍的是三葫芦的大手有时还捏着她的辫梢。我感到伤心极了，尤其是三葫芦有一次发现了我的小动作，就狠狠地打向我伸向辫子的手，还带着响，啪啪的。这狗日的还真狠啊，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眼泪扑簌地跑到刘义芳跟前，可怜巴巴地说：“小姑，三葫芦打我，你看我的手！”三葫芦一听，举手做势又要打，刘义芳嘻嘻笑着，赶紧把我搂向一边说：“谁让你叫他三葫芦来着？记着，以后可不准这样叫了哦。”

　　“那叫他什么呢？”

　　三葫芦一听，立马就接过话头，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叫姑夫吧！”

　　刘义芳像是不乐意了似的，撞了三葫芦一膀子，“滚一边去吧，美得你难受！”

　　此时，我忽然想起了奶奶话，模模糊糊地觉得他俩应该与大碾子有联系。我觉得我应该治治这个可恶的三葫芦了，就跳到他的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等着吧。我要把你的话告诉大碾子，让他来治你。你还坐着我小姑的手绢。”三葫芦一听就有点急眼，腾地站起来，龇牙咧嘴地说：“你小子敢？我踹不死你！”　声音很低沉，像他俩坐的那块条石。我看这个家伙还不就范，嘴硬。我就张大了嘴，假装就要喊了，因为我知道，他也知道大碾子就在前边记工分呢。这会儿，三葫芦服软了，连忙用手捂着我的嘴，凑出一个笑脸，说：“小山子，呶，给你。吃吧。”说着，就递过来两块东西，我一看是两块又细又长的地瓜枣。那是我的家乡的特产，农民们把一些小地瓜煮熟了以后晒制而成，又软还甜，还很有咬头。刘义芳也赶紧低低的对我说：“吃吧，好吃着呢。”三葫芦让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我得意洋洋地吃着地瓜枣，吃着吃着，我就装着很认真的对他俩说：“你们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三葫芦马上又立起了眼，小声，却又咬牙切齿地说：“小子，你知足吧！”我把头扭向刘义芳，说：“小姑，你看，他又瞪眼。像个牛眼似的。哼！”边说边来回扭着身子，在她的肩膀上蹭来蹭去。

　　刘义芳柔柔地俯在我的耳边，说：“甭理他。有什么话对小姑说吧。”

　　“我要摸你的辫子，叫他不准打我的手。”

　　“哎……哎，你别踩着鼻子上了脸，胆大了你呀！”三葫芦好像是咽了一口唾沫，又像是叫唾沫呛着了，又一次急了眼。刘义芳转过脸来，狠狠瞪了他一眼，又在他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把，压低了声，说：“他还是个孩子。你和他一般见识呀。”于是，三葫芦就没声了。我神气活现地望着他，不断挤着眼睛，坏笑着，示威似的，看到他那低声下气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只霜打的蔫茄子，仿佛是在说：谁让咱怕霜打来着。不，我恶狠狠地想：是一条挨了我一脚的灰溜溜的小狗。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好笑。……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很快活，三葫芦再也不敢打我了，我可以放心地抚摸刘义芳的辫子了。

　　一直以来，我感到我童年的时光总是那么快。我想是刘义芳的大辫子给了无边的想象，总在我的眼前这么绚丽地晃动着，使我贫乏的童年不至于黯然无光。要说是我都想象了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辫子里生长着绿叶红花。特别是那一段的时光，像是一只调皮的蜥蜴，飞快地在草丛里，在干涸的土地上游走。也像是有一年父亲从城里给我带回来的两块小蛋糕，吃起来是嗖嗖地往嗓子眼里爬，好似长了无数条小腿小爪儿；尤其是夹在中间的那一层又腻又滑的东西，粉嘟嘟的，油汪汪的，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才知道那叫做奶油，用筷子抹在嘴里，就如同融化了一般，倏忽就不见了，飞了，划过一道甜蜜的弧线在惆怅的口腔里久久地徘徊。那时，我不仅感慨地想到：唉，好东西怎么就这么不顶吃呢？

　　一转眼，又是一个冬天。

　　童年的冬天，都是一成不变的冷。厚重的大地仿佛也无法承受，在刀割似的北风吹拂之下，会在某一个清亮的黎明盛开出一道道粗粗细细而又不知深浅的裂纹，宛如沧桑的皱纹，纵横交错。你不知道它会延伸到哪一座丘陵，哪一条小河的参差的岸边，甚至哪一座房屋的炕前。那时，我曾经把手指伸进那些裂纹，两个就非常宽阔和舒服，三个就略显拥挤了。一成不变的还有村子里的生产队员，他们的日子。庄稼收完了，还有什么可干的呢？有。如同过了秋天的忙，还有冬天的冷。那时，几乎是每个村子里都流行一句叫人热血沸腾的话，叫做“一干干到年三十，吃了饺子接着干”。不过，村民们似乎对这句流行语挺反感的，我常常听到他们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姐夫哭小姨子，驴腚里放屁。

　　从一入冬到吃饺子之前，村民们每天的营生就是不断地运粪，倒粪，再运粪。夏天在田间地头用青草沤的所谓肥料，农家院墙外攒了一年的各种各样的大粪，通通都得在冬天运到生产队的大院里，也是粪场。与饲养园平日积攒的牛粪、驴粪等粪混合在一起，堆成一个巨大的方锥体。然后，女生产队队员就围在这个方锥体下用铁锨，铁钯等各类形状的工具细细地倒粪，把冻成块的粪不停地拍打，研磨，直到变成像细沙子一样，颗粒均匀；男的就用独轮的木推车把这些细沙似的粪再运到田里……

　　每到冬天，我就跟着妈妈去倒粪，她说别在家里蹲着，在外面跑跑，身子还热，好受些。我也很愿意去，粪场里的男男女女与他们的打浑取笑也让我感到很是热闹，有点热气腾腾的感觉；尤其是我会爬上粪堆的最顶端，俯看着忙忙碌碌的他们，那简直就是一个屎壳郎搬“粪”，倍感有趣。况且，冬天的粪场也不像夏天里有浓浓的臭味，这寒冷仿佛把味道也冻住了似的……

　　但是，这一年的冬天，粪场的人们却没了往年的热闹，都有些蔫，不欢又不乐的。看的出，是由于大碾子的那张阴沉沉的大脸。在平日，他的那张嘴皮子就是一个凿开了口子的葫芦，噼里啪啦的什么都向外倒，是蛮能胡诌八扯的。在生产队里，队长们是不干活的。大碾子就蹲在仓库的台阶上，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这些男男女女，有一搭无一搭地抽着旱烟，像是一块粗糙的大毛石趴在那里。每当三葫芦往田里运粪回来，大碾子的目光就直直地戳过去，然后又横扫过人群，罩住埋头倒粪的刘义芳，如此反复，仿佛想从他们俩身上看出什么似的。我感到他的目光中有着疑惑，之中还深深地埋藏着愤怒，就好似村子里民兵夜晚巡逻时手电筒的光柱，警惕地扫射着，想着在哪个阴暗角落里捉上几个坏分子。有意思，想不到大碾子也有变成霜茄子的时候。我也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还有让我迷惑的是刘义芳和三葫芦。我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刘义芳一直是给三葫芦拉车的，三葫芦就像是一头撒着欢儿的牛犊子，与他那硕大的块头显得有些很不相称，也显得可笑。可是今年是怎么了？是谁不让他们搭伙运粪的？有时，中间歇息的时候，他俩就是偶尔碰到一起，也会把头一低，好像都不认识了，也不相互取笑了，隔着远远的，闷着头坐着。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呢？

　　刘义芳的头上也多了一块红色的头巾，捂得严严实实的。我看不到那块长着红花的手绢，也不知道她戴没戴着。这天，我一溜小跑，来到刘义芳身边，蹲在她跟前，想看看她是不是病了，刚想问她，可是出了嘴的话却变了味儿，“小姑，我看看你辫子上的手绢吧。”

　　她一声不吭，两腮红红的，在红头巾的映衬下，像两块火炭。系在下巴的头巾上的流苏，轻轻的拂动，如同已经成熟的玉米穗上的红缨子，宣泄着在苍翠的重重包裹之下的一粒粒的饱满。我想捉弄她一下，就一把抓住那把红缨，大声喊着：

　　“噢……小姑长红胡子啦……”

　　“死小山子，你穷欢实个啥呀！”说着，她就使劲把我的手往下猛一拽，站起身子，快步走向了粪堆，拿起铁锨使劲地拍打着粪块，显得有一点气急败坏的样子。那条大辫子仿佛也黑着个脸，摇头晃脑的，在不耐烦地说：坏虫子，我烦着哪。

　　我忽然看见大碾子狠狠地吐了一口烟，没好气地扔掉烟蒂，用他的大头棉鞋用力地撵，又“啪”的一声吐了一口唾沫，没头没脑地说：“我就不信鸡巴兔子还能拉了犁？说出了的话，做出了的事，说没就没？又不是放屁拉屎。等着吧，我非踢烂他狗日的臭鸡巴不可！埋汰我？我看你有几个鸡巴。”站起身子，轻蔑地伸着懒腰，一幅轻松的样子。我心想：这是说谁呢？又好像是对大家说的。嗯，反正不是说我。

　　妈妈大步跨过来，拎起我的胳膊，指着我的鼻子骂道：“穷东西，真是小牛不知娘肚子苦，瞎折腾。快滚回家去！”……

　　……看来就他们大人知道，就我不知道，他们的话里总是藏着话把儿。我简直有些气愤了。我狠狠地踢向一块风干了的牛粪，牛粪像长了眼似的，吱溜溜地奔向了大碾子，奇怪的是大碾子似乎也无动于衷，不像以往点火就着，一蹦三尺高。我闷头涨脑地跑回了家，倚着被子想事儿。我搜肠刮肚，这一切与什么有联系呢？我不断调动记忆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不行，还是想不透这些大人的举动，就像是断了引线的炮仗，无论怎么点，都对不上火，更听不到响儿。此时，我忽然闻到了奶奶放在炕头的地瓜味儿，那甜香气从捂在上面的被子里悠悠地透了出来。于是，我就把刚才的一切都伴着地瓜吃了……

　　刘义芳最终还是与大碾子结婚了，就在当年的腊月里。那一天，大碾子用他的一双大手叉在我的腋下，把我从一群在泥地上争抢喜糖的孩子们中高高举起，越过他们的头顶，边向屋里走，边笑嘻嘻地对我说：“来，小子，给我‘滚炕’去。”

　　在我的家乡，娶媳妇那一天有“滚炕”的习俗。就是找一个模样端正，性情伶俐的男孩子在新房的炕席上来回滚上那么几遭，祈盼新媳妇早生贵子，并且还是个机灵的男孩子。每次母亲回忆我小的时候，都说我那时长得虎头虎脑的，很顽皮，也很讨人喜欢，不像现在，整天愁眉哭脸的，没个欢喜气儿的时候。我也记得我滚了不知多少次的炕了，每次我都兴奋不已，因为不但能在近处看新娘子，更重要的是还能得到很多的喜糖，用不着饿狗似的满地争抢。

　　所以说，大碾子还是很有眼光的，况且，我记得那时我们两家相处的还是不错的。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崭新的黄军帽，在欢天喜地中透着一些滑稽。他仿佛有点高兴得过了头，我觉得他举着我的双手在强烈地颤抖，还不断与周围的人打着响亮的哈哈……我不知是由于快要到手的喜糖，还是受了大碾子的感染，在他的两手中间打起了秋千，感到一种莫名的高兴，我觉得大碾子不再那么让我讨厌了，甚至都有点喜欢他了。我把这种情绪带到了新房的炕席上，哇哇乱叫地来回翻滚，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刘义芳的存在，直到大碾子把一包硬硬的东西捅到棉袄的口袋里。噢！大概是糖吧！我这才起身，算是滚完了炕。突然，“啪”的一声，我的头挨了一下子，一看，是一个栗子，栗子的身边还躺着几个花生和枣儿。原来是大碾子正在窗外打破糊在窗棂上的粉红纸向里扔呢，一声“啪”，粉红的窗纸上就是一个粉红的小洞口。此时，屋里就剩下我和刘义芳了，我这才注意到她，。她盘腿坐在大红的炕席上，背后是一叠火红的被子，脑后挽着一个很大的纂，还用一块红的丝网系着。我心想：那些黑亮的头发好受吗？肯定会受憋屈的。“哦？小姑，你的辫子呢？为什么要盘起来呀？”我奇怪地问她。而她神情黯然，木然地把目光转向窗户……

　　第二天，我一睁眼，发现太阳把窗纸已经照得又白又亮了。我一骨碌跳起来，穿上衣服就要向外跑。这个时候，妈妈早已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奶奶端着一盘地瓜拦住我问：“这是急着去找谁哇。不吃饭了。”我抓起一个地瓜，说：“看俺小姑啊。”奶奶一把夺下我手中的地瓜，把我拎到炕上，说：“算了吧，昨儿晚上三葫芦和你西屋的小姑跑了。大碾子家都闹翻天了，叫了很多的人找去了。你找的什么找呀？”顿时，我感到无比的丧气和灰心，他不但没有给我手绢，而且还带走了刘义芳。我觉得盘子里的地瓜都是一个个的小葫芦，狠狠地吃了三个。在我吃的时候，奶奶又告诉我说他俩有八成是下了关东了……

　　那时，我就想起了以前奶奶对我说的话，在心里说：看来，媳妇还真的会跑啊，而且还不是一个人跑，还要跟一个像三葫芦这样的人跑。这个狗日的三葫芦。

　　……

　　到了傍晚，太阳在村子西边的天空不紧不慢地往下晃，像个大红的碾盘，挂在刘义芳家门口苦楝树光秃秃的树枝上，把我在街门口的影子拉的很长。我由恨三葫芦变成了对刘义芳长着绿叶红花的大辫子的无限怀念，想到再也不能摸到了，就像吃多了地瓜似的，肚子里酸酸的，我是多么希望大碾子能把她找回来啊。

　　说来也巧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绿色的汽车从西边轰轰隆隆地开地过来，就像是从那夕阳里跑出来似的，是那时常常见到的像个绿蚂蚱似的解放牌汽车。到了刘义芳的家门口，我才看清是大碾子站在车上，在车厢的正中，双手有力地抓着车头后边的扶手，只露出他那颗大头，那气势简直就是＜＜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他把头歪向刘义芳的家门，声嘶力竭地喊：“老少爷们，快来看哇，我找回来了！我把俺鸡巴媳妇找回来了”噢，原来是大碾子骑着蚂蚱从夕阳里跳出来，并且还找到了刘义芳，这真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我的心里突然敲响了欢快的鼓声。我来不及想大碾子为什么不直接回家，还要绕路从这里走，就高兴地跟在车后，向着大碾子家进发。此时，车后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村民，我还以为他们和我一样高兴呢。

　　绿蚂蚱蹦蹦跳跳地停在大碾子的家门口，等打开了后挡板，我这才看见刘义芳静静地坐在车厢的中央，还是一身大红的装扮，四周坐着大碾子的五六个参差不齐的本家兄弟。大碾子抱起刘义芳，像是抱着一麻袋粮食，腾地跳下了汽车。真想不到大碾辊似的他还有如此敏捷的身手，怪不得能找到跑了的媳妇呢。我兴奋地跟人流挤进大碾子的家，我抱着头好不容易才钻到新房的房门口，就被小碾子挡住了，不让我进去。我扒着门框，看见刘义芳端端正正地盘腿坐在红色的炕席上，微合双眼，像一块平静的火红色的石头。

　　我听见大碾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大声地叫骂：“三葫芦，我鸡巴你娘的八辈的祖宗……”然后，他又让我很费解地嚎啕大哭，还夹杂着对三葫芦的咒骂……是呀，三葫芦呢？这狗日的去哪里了呢？我正在想着。可是，一阵飘来的草灰呛的我非常难受，我扭过头一看，原来是大碾子他娘正在从锅灶里往外掏锅底的草灰，装在一个破铁盆里。我在心里说：这一家子是中了什么邪了，都瞎倒腾些啥呢？恶死人了。

　　我赶紧回到院子里，好一阵子地咳嗽……我用力踮着脚尖，趴在新房的窗外，透过昨天大碾子用栗子打出来的粉红的洞口瞪大了眼睛向里边瞅。此时，新房里边的桌子上不知什么时候点上了昨天的那一对红蜡烛。大碾子他娘端着那盆草灰，颤巍巍地走到炕前，抓起了一把草灰。让我吃惊的是她把草灰劈头撒在了刘义芳的脸上，更让我吃惊的是刘义芳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大碾子他娘不断地撒着，撒一把，嘴里就念叨一句什么，直到把那盆子草灰全部撒完为止，她也就念叨完了。我模模糊糊地听到她说什么“骚蹄子”、“……迷糊你的心性……”之类的话。此时，我忽然感到我已经不再那么高兴了。我看见刘义芳的胸前、炕席上满是草灰，像是大红袄与红色的席子烧过以后的灰烬；我已经看不出刘义芳的脸了，即便在红蜡烛的映照之下，也只能看见那美丽的轮廓，那柔和的弧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我知道那里坐着的是我可爱的邻家小姑，一个大辫子上生长着绿叶红花的小姑。

　　我感到有些冷，也不想再看下去了。但是，我又看见刘义芳翻身下了炕，在脸盆架边俯下了头，在那还贴着大红喜字的脸盆里洗起了脸。她好像洗得很认真，很仔细，洗了好一会儿，才停下。她慢慢地用手指轻轻地把有些纷乱的发丝向后理了一理，还把一缕贴在腮边的头发小心地别在小巧的耳朵后边，是那么的轻柔，好像一使劲就会折断了似的。她又拿起炕边的笤帚轻轻地然而是沉稳地扫着胸前的草灰，又把炕席上的草灰一一扫到了炕下，上了炕，又盘腿平静地坐着，面向着窗户。在火红的烛光下，她的一身红，更像是一团火，整个新房里只有她自己，显得空荡荡的，也显得她有些孤单。可是我觉得整个新房里又很充盈，因为满屋子都弥漫着厚重的红光；她交叠在膝头的双手，如同鲜嫩的茅草根，那手绢上的绿叶红花恐怕就是从这里发芽，并慢慢生长出来的；她的脸，她的头发，由于是刚刚洗过，在烛光的摇曳中，像是披上了冰花，晶莹闪亮；她的两腮依然红红的，像两块火炭，也好像更红了，红得让我感到有一种透骨的冷；她的眉，她的眼睫毛，挂着小小的水珠，像是冬天小树梢上的霜花，又像是夏天小草叶子上细小的露珠，泛着清冷的光。我看见她的眼睛轻轻地一眨，一个个小小的水珠便潸然融化在她美丽而圆润的腮上，缓缓地往下流着，藏在她肉红色的小巧的唇边，慢慢汇聚着，又倏然滴落，消失在那红棉袄火红的燃烧里……

　　那时刻，我的心里激凌凌地颤着，像是屋檐上的冰凌融化了的水滴打在了脑门上，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冷。同时，我又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可是我却说不出来。我只是知道：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新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