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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开大门，走进老家的庭院，院子里静悄悄的。迎面的两棵杏树，花开得正白。栖在枝上啄食的几只麻雀，见有人进来，蓦然飞走，衔走的只是缕缕寂寥。
我和妻子没有急着进屋。她把手里的东西放在阳台上，我则站在庭院里，观察，感受家中那份春日里的宁静。
太阳懒洋洋地照着，满院子里平铺着一种安静和慵懒。屋门口两边的石榴树，已发出了紫红的嫩芽。这两棵石榴树已是栽种多年了，枝干屈曲，枝条旁逸斜出，和老屋一起沧桑在那儿，那点点的“紫红”，是生命的又一次萌发。阳台下的那棵月季花，也已生发出了旺盛的枝芽，它是我在家居住时栽上的，已有十多年了，这些年，它年年花开花落，喧闹着这个小院；忘记是哪一年，父亲在庭院中栽上了一棵小榆树，现在已如拳头般粗，柔软的枝条上，冒出了串串嫩青色的榆钱，只是还没有长大，怯怯地缩着身子。那棵弯曲的枸杞树，已没有了往日老枯的枝条，显然是刚刚修剪过的。风在小院中轻轻掠过，像是一种低语。
这一切，都兀自地存在着、生长着，自然，却又寂寂。
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就是它们，陪伴着我的父母，过着生活。
父母还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到来，我猜想，他们一定还是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因为几乎每次回家，父母呈现给我们的都是这一情景。两位老人都耳聋得很，若不是院子里发生巨大的声响，或他们有意向院子里眺望，是不会知道院子里的事情的。
透过玻璃窗，我已看到母亲那满头的白发。我知道，母亲是正坐在靠近南窗的那张小床上。这是母亲的习惯，平日没事，她就坐在那儿侧着身子看电视。她坐在一种寂寞里，也坐在一种平静里，看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热闹世界。
那张小床，本是母亲为我的儿子——她的孙子准备的。儿子考住大学的第一年，寒假我们带他回家过年，母亲硬是要儿子随她睡，于是便在南窗下安放了一张小床。母亲说：“安在南窗下，暖和。”其实，一年两个假期，儿子至多会在床上睡几个晚上，可这张小床，此后就一直放在了南窗下。几乎每次儿子回家睡的第一个晚上，第二天，儿子就抱怨说：“困死了，奶奶一夜没睡，老跟我说话。”我只是淡淡地一笑，笑后便是一阵心酸。我知道，我的母亲老了，因为老了，才有了对亲人的更强烈的思念，才有了对自己的孙子的喋喋不休的话语。我在心中对儿子说：“或许，有一天你的爸爸也会这样的。”再往后，好多次我回家，总能看到母亲坐在小床上，总会看到母亲那满头的白发。有时我想，是不是母亲这一根根的白发里，也飘着对儿女的丝丝牵挂呢？
我和妻子走进父母的房里，两位老人一脸的惊喜。父亲拉座（像是要接待客人），母亲则起身想从床上下来。我赶紧抓住母亲的手，把母亲按在床上，我觉得母亲的手微微颤抖，她一头银色的白发好像也在抖动。
好多次，看到母亲的白发，就让我想起了秋天里干枯了的玉米叶。在那一丛丛的玉米叶里，母亲的身影在晃动。这种影像还是大集体时留下的。
那些年里，每到玉米成熟，收割玉米的时候，村中的家庭妇女都要挎上筐子，到田地里掰玉米，而男劳力们则手持镰刀，在后面收割玉米秸。其实，掰玉米的活儿要远比收割重、累，她们要把一筐筐玉米从地里挎出，再装到车上。在地里，刀片一样的玉米叶，划割着她们的脸庞，玉米穗上的尘土扑打到脸上。一天下来，脸上就布满了血痕和灰尘。那些时间里，我常常看到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也许，每个人都会明白，那样的一种疲惫，是注定一个人会尽早地白头的。所以，到后来，即使是看到青青的玉米叶，我也会想到它的干枯，想到母亲的疲惫，想到母亲满头的白发。
其实，母亲所受的累何止是这一些呢？那个大集体的时代，近乎是一个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时代。母亲这一代人，无私地把自己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了那个时代。“油尽”注定是“灯枯”的，过度的劳累，留给自己的只能是提早的衰老。
2
我是什么时候注意母亲的白发的，已经不记得了。
但母亲的白发，对我心灵的冲击，确是愈来愈强烈了。
我上次回家是在二月初九日，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二月初九，春天里一个高高的日子。可母亲的生日是九月初二，于是母亲就常说：“我命中和你爹不和，连生日都是对着的。”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两个人也确实是冲突不断，遇事意见很少有一致的时候。轻的时候，两人就吵几句嘴；重的时候，则常常僵持不下，要“斗”好长一段时间。记得有一次，我们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母亲在房内，父亲在房外。母亲一边啜泣，一边说：“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说？”父亲就说：“听你的劝说，女人当家必定得垮，我为什么听你的？”父亲的话就是这样，又倔又硬，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地上。也不知有多少次，同样重重地砸在母亲的心上，砸碎了母亲的心。我觉得，我的父母就像是一座山和一条河，他们命中注定要在某一个地方相遇，于是，山挡着河，河绕着山，缠绕在一起，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但他们又山水相依，谁也离不开谁。大概这就是命吧，上帝的手把他们拉在一起，让他们表演着悲悲喜喜的剧目。
遵循着农村的风俗，父亲的生日办得比较像样，母亲的生日则是只有我和妻子回家，同老人在一起吃顿饭。虽然只是一餐饭，母亲却很高兴，她认为比父亲的生日过得“踏实”，她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的日子。
原先，父亲过生日时，总是母亲忙活，一个人炒菜做饭，忙里忙外，极尽操劳。后来母亲渐老，这种操劳的活儿就由我和妻子接了过来。从此，母亲就只好“闲”在一边了。
今年的二月初九，天气似乎特别的晴暖。母亲一个人拿一只脚凳，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她眯着眼，好像院中忙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她把自己“陷入”一种寂静之中，为自己构建出一个清净的空间。她的满头的白发，在阳光下发着光，泛出一种银白色的宁静，释放着一种笃定的禅意。我觉得这样很好，她能把自己“静”在一边，就免得像一些年老的人那样，因为看不惯一些事情，而心烦气躁，而伤身伤心。
母亲就这样坐着，沐在太阳的温暖里。
我的心也很平静，出出进进，忙里忙外，疲劳着，快乐着。因了父亲的生日，因了母亲的那份平静和淡定。
客人陆陆续续到来了，我的三个妹妹也来了。她们放下东西，就围在了母亲的身边。这是做女儿的天性。我在忙碌的同时，不时地看看母亲，我希望永远从母亲脸上，看到一种安静和祥和，看到一种幸福和喜悦。
忽然，我看到了一幅温暖的情景。
我的小妹正在为母亲梳头。母亲的发髻已经散开，稀疏的白发如枯叶一般散在她的头上，小妹左手拢着母亲的头发，右手用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着，动作缓慢而又轻快；母亲则笑盈盈地浅低着头，不时拿右手在头上按一下。中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照着这一对幸福的母女，一种慈祥的爱笼罩了周围的一切。梳着、梳着，母亲的白发不再凌乱，温顺地披了下来，像是披上了银洁的丝线，散着圣洁的光辉。我呆了，痴痴地看着，看着我那易于满足的母亲，看得母亲的幸福带出了我的泪水。小妹看到了痴呆着的我，对我笑笑，说：“看，咱娘的头发都白掉了。”她用手拢了拢，发不盈手。
是的，母亲的头发确是都白掉了。是因为那曾经的艰难的日子，是因为对儿女的过度地操劳。
记得从前曾经流传过一个故事：妈妈喜欢吃鱼头。其实，那已是比较好的时候了，能吃上鱼头的妈妈还算是幸运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很少煎鱼吃，偶尔煎一次鱼，孩子又多，连鱼头也是剩不下的，我的母亲只能吃散在碟中的鱼焦末。
曾经有好几年，几乎每次吃饭，母亲总是落在后面，最后吃饱，我们总嫌她吃得慢。后来才明白，不是母亲吃得慢，而是母亲有意落在后面，先让孩子们吃饱。在那经济困难的时代，母亲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我觉得，世上最不张扬的，就是母亲的爱。
3
后来，我回家得愈来愈勤了，因了两位年过七十的父母。
于是，告别就成为了一种仪式。虽然知道用不了很长时间我还要回来，但母亲总是把我送出很远。我一次次回望，母亲却总是站在那儿，她满头的白发，瘦削的身体，立在那儿，站成了一棵秋霜后的芦苇，伶仃而又萧瑟。
是的，母亲就是一棵生长在陆地上的芦苇，她泼辣而又坚韧地长在那儿，历尽艰辛，一生与土为伴。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忙碌在土地上。
春天里，最多的农活是栽种红薯，记忆中，母亲总是低弯了腰，在那儿“封埯”。这种活儿，不仅双手沾满了泥土，而且必须是弯腰至脸几乎贴近地面。春风刮起，尘土扑头盖脸而来。所以，那个季节里的母亲，常常是灰头灰脸，头发上也布满了尘土，总喊着腰痛。当春天催生万物滋长的时候，却把母亲的腰“催”弯了。
麦收时节，是一年里最忙最累的时节，正如农谚所说：“三秋不如一麦忙。”父亲不在家，母亲就随着男劳力们一起下地收割小麦，炽热的中午，骄阳似火，母亲挥动镰刀，弯腰低头，汗如雨下，她那娇小的身体，时常淹没在火一般的麦田里，金色的海洋似乎执意要吞下那艘轻飘的“小船”。小麦变黄了，成熟了，母亲的脸也染黄了，消瘦了。十几天的麦收下来，把母亲煎熬成了一棵枯槁的小麦。
秋天，进入了收红薯的季节，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疲惫的季节。那个时代里，干这种活儿，常常是白天男劳力将红薯刨下，分成若干堆，晚上则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切成薯干。我们家孩子多，每次总能分到十几堆，十几堆红薯，“战线”拉得很长，母亲就从一堆切起，其它的就让孩子们蹲在上面看守。夜渐深，天气越来越凉，秋星高悬，眨着冷冷的眼睛，麻木地看着这个地面上的世界。母亲干一会活儿，就喊几声，唯恐孩子们睡去着凉。可最终，孩子们还是渐次睡去了。当第二天天亮，孩子们醒来的时候，身上已盖上了母亲的棉衣。母亲的擦刀还在嚓嚓地响着，她一夜未睡，一直在切着红薯。
那些秋天，秋风不仅萧瑟了草木，也憔悴了我的母亲。有几个人，能经受得起那样的疲劳和困顿呢？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淡逝在往昔里了，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一种印痕，染上了母亲的白发，并在母亲的白发里，沉淀下了她一生的艰辛和命运的悲凉，她把自己凝聚成一株苍苍的蒹葭，摇曳在晚岁的夕阳里。
风起处，白絮飘飘。让我回望，让我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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