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碟是我多年的爱好。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音像店扫一通货，带回许多碟，再慢慢看。这样扫货，不免夹杂残次品和不同译名的重复碟，没关系，包换。只是去年暑假，出了一点诡异。那天，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一帮大学生——想看惊悚片，要原版的、没有经过中文翻译的惊悚片。我选了一张碟，送进碟机，一阵嘈杂声突如其来，屏幕上出现的是赵本山！赵本山东北农家老太装扮，弯腰佝背站在舞

　　台上，唱着“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镜头转换到台下，台下听众在哈哈大笑。一时间，孩子们愣了，我也愣了，都愣着，却谁也没笑。片刻，一个孩子冷静地说：“还真是恐怖。”此话一出，满屋子大笑。

　　就在这一时刻，我清楚地看见，我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汇点。《小草》是1989年演出于某期“综艺大观”的小品。那个时候，这群大学生才呱呱坠地或牙牙学语。他们一生最早学会的单词，除了“妈妈”，可能就是“拜拜”——英文。幼儿园首选双语教学。初中、高中、大学又陆续出国念书。他们自然会觉得《小草》没有什么可笑的。我呢？我记得，当年我是笑过的。当年我觉得赵本山很幽默。20年后的今天，忽然意外地面对《小草》，我笑不出来了。在这相逢无笑的尴尬中，我明白了自己当年的粗鄙无知和傻气。我无错，《小草》和赵本山也无过，20年前那还是怎样的社会状态？毕竟多亏《小草》唤醒了我们笑的意识。孩子们哪里能够体会30年前我们被不允许笑的感受。

　　问题出在“小草”以后。后20年，我们的社会迅速开放，西风涌涌，GDP持续高增长，人们的视野大幅度拓宽，文化审美水平进步飞快。很快地，大多数小品、喜剧不再能让人们笑了。又逐渐地，故事片、古装片、贺岁片，郭德纲、小沈阳直至海派清口，不断遭到越来越多的网友拍砖。更有那些在电视屏幕、舞台乃至婚礼上大肆泛滥的主持人的搞笑，多半把肉麻当有趣，令观众不屑。还时常有大师级导

　　演的大片，动辄投资数亿元，结果连最基本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框架以及人物对话都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更别说能够让观众心领神会地笑了。现在，我们神州大地自产的娱乐文化充斥着装腔作势、不怀好意的玩笑和阿谀逢迎的噱头，卖弄滑稽，拿人开涮，贬低他人，出丑卖乖，幽默的含量太少太少，而哗众取宠、愚弄和调戏观众的成分太多太多。我们现在肯定都更喜欢外国电影，无论是哪一类片子，我

　　们通吃，票房足以证明我们的热情。我们被强烈吸引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故事情节——太阳底下无新事，老外的生老病死与我们一样。我们更渴望感受并欣赏的是他们带给我们的幽默。最危急的时刻，最紧张的时刻，最失落的时刻，甚或是日常的普通生活，他们都可以引发我们由衷的一笑。我们可以被逗笑，是因为我们懂得幽默。我们知道幽默是一种睿智和创造力。幽默的语言与幽默的举止，暗含着丰富信

　　息、独特个性、深厚阅历、精辟见解，还有善意与风趣。老早以前我们也曾经有幽默。为此，我又特地找来那时侯宝林、马三立的几段相声，听听，依旧被逗笑。可见幽默的魅力是永恒的。

　　幽默真不是肉麻。笑是一桩非常严肃的事。常言一大堆，句句是真理。如：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笑比哭好，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拍照的时候喜欢说：笑一个。为了面露笑容，我们十分可笑地让大家一起说“茄子”。国外也一样，只不过老外不说“茄子”，他们说“起司”。奥地利心理学家格拉默在他1990年的研究中，甚至量化了笑声。笑量是开心的重要指标。无论是男女关系，还是社会群体关系中，笑意味着放松、许可、理解、领会、鼓励、支持和赞赏。欢声笑语本身就是和谐、沟通与亲密。而现在我们是怎样的人际关系呢？我们彼此高度陌生，互相不诚信，时刻警惕着，到处冒火药味，恶性事件频发。不要以为社会治安只是警察的事情，文化有着更深重的责任。现在人们的笑量指数很低，脾气很不好，很不开心。作为文化从业人员，我想我并不是在批评同行，我是在审视、反思与无奈。

　　我把信心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千万不要谈网变色。如果稍微宽容一点看待我们的孩子，就会发现孩子们已经大大超越我们。他们自由写字、率性表达，尽管有时候会出现偏差，会执迷，会恶搞，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就在孩子们的优点和缺点中起航。历史已经证明，技术开创了现代文明。技术因素对于我们的生活、思想和文化，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是

　　世界的村民，封闭与禁锢再无可能。产生幽默品质所需要的个性化和思想能力，已经随技术而来，不管大小多少，它已扎根。当前我们娱乐文化的低级与滞后，应该是最后一段挣扎。衰竭与新生，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