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怒不可遏的厉声训斥时，或者看到任课老师对他苦口婆心的教导时，我总是很庆幸，他不在我的班里。
　　
　　他叫郑扬飞。人如其名，他实在是太活跃，天上也有他的脚板印。自然，也是劣行累累：早晨到校，他把在河畔捉到的大螃蟹悄悄放进别人的书桌抽屉，于是教室会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一位女生的小手被张牙舞爪的螃蟹钳出一道殷红的血印；课间操时他总是把腿踢到前一位同学的屁股上；他常常夜不归家，网吧便成了他的栖身之所。
　　
　　初二的学年统考，我阅到了他的数学试卷，只有选择题对了两道得六分，其余卷面像刚擦过的桌面一墨不染。我又一次庆幸我班没有这样低的分数。
　　
　　然而，世事难料。秋季开学时，他班的班主任调进了城里，学校安排我去接替，我百般推辞。校长找到我先是满脸微笑的说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信任，我仍然找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最后，往日里慈眉善目的老校长也拉长了脸，告诉我那是组织安排。我终于妥协了。
　　
　　开学第一周，我就制定了新的班规贴在教室的后墙。还在心里单独构思在以后工作中应该怎样帮助他，他将在哪些方面出问题，我又该如何应对。
　　
　　半期后一个周五的下午，第七节我用手机看时间延迟了两分钟下课，给同学们多讲了一小题。出教室时由于匆忙就把手机忘在了讲桌上，当我再走进教室里，手机已不见了。这时第八节课急促的响铃声叫的我心烦意乱。
　　
　　上课的老师进来了，我无赖的走出了教室。但我预感手机就在郑扬飞身上，而且我断定他之前没有用过手机的经历，也就不知道怎样关机。因为就连我也刚会打接电话。那是一部崭新的摩托罗拉手机，翻盖、彩屏，国庆节刚花2000元买回的。当时我还单身，还处在不当家不知盐米贵的年龄，自然也就愿意用两三个平米的房价去买回一块香烟盒一样大小的奢侈品。它的确是我的心肝宝贝。
　　
　　来到校长办公室，我找了一个很牵强的理由要借他那款黑白屏的手机放学时一用，校长将信将疑的给了我。
　　
　　第八节课刚下课，趁还没有一个同学出教室，我就进去组织放学。我放低了嗓音真诚地说道：“如果谁拿我的手机玩忘了还回，就请现在还上来吧，我不会计较的。”同学们面面相觑，但始终不见有人站起来。良久，我改了口吻严肃地说：“我已有办法找回我的心爱之物。”我这才拿出校长的手机，缓缓说道：“只要我手中的手机轻轻一摁，哪里有响铃，我的手机就在哪儿，但是。。。”“摁吧，摁吧”声音此起彼伏。这时，我注意他的嘴角也在附和着大家微微在动，只是脸上隐约泛起一丝红晕，眼神里流露出了胆怯与迷茫。
　　
　　难得的冬日夕阳的光透过玻璃窗静静的洒在每一位同学们身上，和煦而又明亮，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我终于没有摁下按键，我交代每个人都做同样一个动作，从身上口袋里拿一样东西放进自己的书包，不许看别人。然后让体育委员带大家离开教室去操场。
　　
　　同学们都下楼后，我迫不及待的摁下按键，果然他的方位响起了令人愉快的铃声。
　　
　　放学后，我在办公室久久停留。当全班同学都散尽时，他好像如约而至，刚到我面前就向我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眼泪早已滚滚而来。接下来就是连声的认错，尽管语无伦次，也有点辞不达意，但眼角泪花中闪烁着无比虔诚的光亮。他感谢我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了他的男儿自尊，并痛下决心要重新做人。
　　
　　从此，他遵规守纪，听课聚精会神。他的转变让其他老师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心中都一直有一团不解之谜。
　　
　　期末考试前夕，各所职高纷沓而至，他们要来招走初三的分流学生。一天放学后，他来办公室找到我，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了被书压得皱巴巴的一袋茶叶送给我。原来，他是来向我辞别，他决定去读职高了。我忽然感觉有些不舍，便问其故，他说他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成绩仍然进步甚微，也怕期末拖垮了我班的平均分。看到他留念依依的神情，我的眼眶里泪水打着转转。
　　
　　此后的多年，他的名字被我慢慢淡忘。
　　
　　七月里一日中午，骄阳似火。我刚回校门口，门卫就递给我一封信。我感到很纳闷，都进步到啥年代了，还有人不用手机而用书信。待我漫不经心的拆开信封，落款处跳出一个曾经十分熟悉的名字：郑扬飞。
　　
　　在这封歪歪扭扭的来信中，他说一直都没有打听到我的电话，所以只有写信。他告诉我职高毕业后就去参军了，汶川地震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废墟中一共就救出了三个小学生，自己也断了一根手指，却因此荣获一等功。团里有三人因功被破格送入警校读书三年，他是其中一个。现在刚从警校毕业，两条就业路线，一个是到城郊派出所，一个是到山区少管所，他选择了后者。他坚信一定能去挽救回那些失足少年，就像当年我挽救回了他一样。
　　
　　他说再顽皮的孩子也有一颗脆弱的心。
　　
　　他在信中写道：“您当年那一个没有拨出的电话，却从崖边拉回了一匹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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