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路数多，我几乎不能多一个动作。还没走到窗户跟前，她就能预知我的意图，“窗帘不能拉，太阳会晒旧的。”这时候，她正脱了鞋，踮着脚，站床沿边，身体伏在高高的柜子上，往那顶上的空隙里塞着什么东西。我笑到：“别藏了，你家里有啥啊，小偷进一趟，后悔一辈子。”她倒当了真：“嗯，不过存折上有密码，偷了也没用。”一会儿，又压低了声音问我，房产证拿不拿啊，万一小偷把房子卖了怎么办，你姐说，不行，就随身带着。我一声叹息，难不成出趟门回到家人都换了。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她的花花草草。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方法。她找来一条麻绳，剪成数小段。一头泡在盛满水的洗衣盆里，一头搭在围着洗衣盆摆了一圈的花盆上。又怕盆里的水吸干了，用同样的方法，用麻绳在洗衣盆外连了一个水桶。我兀自在沙发上坐着，一抬眼，她从厨房出来，手里竟拿着两把菜刀，一边说，“我把刀藏到床铺底下了。”我顿时哑然，心下乐得不成，随口应道：“成，成。”

这时候，再看屋里，处处机关。乱成了一锅粥，她的焦虑与担忧画满了屋里的角角落落。床底的棉絮跑到了床台上，要晒。床单是折起来的，怕灰。窗帘用一块旧床单代替，夸张而张扬地悬着一朵大花。地下就是她最不放心的花儿们。象蟹爪兰、臭绣球、一品红什么的。母亲一个人生活，之前带着孙子，孙子走后，也许这些花就是她每天打发生活的念想吧？

我在外购物时，接到了母亲急切的电话：“快点回来啊，窗户要换锁，人找来了，我扶不住。”我立刻坐车往家里赶，安锁的人怕母亲抓不稳窗户，爬高上低的危险，不让她动。母亲一边夸着找来安锁的人，这小伙子人好，别人还叫不来哪，付了钱硬是不让人家找零。

母亲每次出门，都是儿女们反复向她做思想工作。我曾把她和侄儿送上飞机，远赴云南，反复向她交待着一路的手续。回来时，直说坐飞机简单得很哪，可她从不认同云南有多好，唯一听到的一句赞美是，花多。这次，我们来到北京，只在天安门、故宫附近玩了一次，她就再也不出门了。我听不惯她的唠叨，就说，你这种人只适合在家呆着，哪也别去。她并不生气，我忽然觉得自己言重了。母亲一辈子有操不完的心，六十多岁的人，满头华发。因为她已经习惯了青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再者，她一定是怕儿女们破费。

池鱼思故渊，飞鸟恋旧林。有那么一天，当我们衰老的时候，或许家就是那最后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雷打不动。当我独自返家的时候，赶紧向母亲汇报军情：“花没事，浇多了会烂根，窗户打开通风了，临走我一定记着关电闸，门反锁。”其实，臭绣球已有些发黄了，我得尽快搬到窗台上晒太阳。这些花是有生命的，需要呵护。

母亲平常最擅长的是步行，在外出的那几日，被我约了去散步，却总喊着回家，原来她脚上磨出了泡，还不让我给姐说。在母亲节之前，我是要返回家去上班的，我买了一双北京老布鞋，很软的底子，我想，母亲穿着她能走很长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