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成是古城的刻碑名手，已是古稀之年了。
　　
　　他长得高大魁梧，浓眉大眼，但面白无须。两只手掌伸开来，小蒲扇一样；指骨节很突出，只要轻轻一握，便咔吧吧一阵脆响，让人觉得那手非常有力气。
　　
　　范玉成十四岁起拜师学艺，五十多个年头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生中刻过多少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从刻石社退休十多年了，可一直没闲着。儿子还在刻石社，一接下什么重要工程，总得请老爷子把把关。他也乐意，范家手艺一代代传承，绝不能让世人说闲话，否则就愧对列祖列宗了。
　　
　　儿子范致远也到知天命之年了。
　　
　　他对父亲说：“邻市的望江楼重修一新，有块《重修望江楼记》碑要刻哩。”
　　
　　范玉成显得特别高兴。他记得四十多年前，也就是1966年春节过后，那时他才三十来岁，与一些同行应邀到望江楼公园刻一条诗碑长廊。一直刻到冬天，眼看就要完工了。有一天傍晚，突然来了很多戴红袖章的学生和工人，把望江楼的台阶撬开了，把门窗卸了，把楼梯拆了，把里面的字画等文物烧了，一座清乾隆时的三层楼阁刹那间被当做“四旧”毁掉了。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泪水纵横。第二天，那些刻好的诗碑，也被一一砸碎，并把他们这些刻碑人驱赶回了老家。他后来听说，在望江楼原址，竖起一座巨大的工农兵“造反有理”群雕像。又过了些年，雕塑拆了，改建成了一个大花坛。现在恐怕是拆了花坛，再在原地重建了望江楼。范玉成渴望旧地重游，那楼可还是往日模样？
　　
　　儿子说：“现在正是炎夏，太热，您暂时别去。等我在那里阅好了稿，选好了石，‘上墨’、‘过朱’、‘打样’后，准备刻碑了，您再来，一边指点我，一边看看风景，好吗？”
　　
　　范玉成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范玉成在心里计算着：儿子该阅稿了，那文章是谁撰写的呢？又是哪个书法家书写的墨本呢？字的大小、行距、结构，儿子是否都了然于心了？选的是什么石头，汉白玉石还是大理石？选好了石，先要用砂石打磨平整，再用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方可。接下来，儿子该“上墨”了：用磨浓研匀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墨汁干后，再用烙铁烫上白蜡，薄薄地在墨上覆盖一层。下一道工序应是“过朱”：把透明拷版纸覆在墨本上，双钩临描，然后再用银朱做红线双钩。待做完这些，就该“打样”了：把“过朱”的双钩拷版纸，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下去。
　　
　　范玉成乘车赶到邻市的望江楼公园，在一间工作室里，找到儿子时，儿子正好完成了“打样”。
　　
　　“爹，我正准备打电话哩。”
　　
　　“爹知道你的功夫，该用多少时间，我心里有数。”
　　
　　儿子笑了：“知子莫若父啊。”
　　
　　范玉成开始阅稿，文章是本市市长华声撰写的，还不错，情文并茂；墨本是请北京一位老书法家几个月前书写的，那老书法家写好寄来后因心肌梗塞竟鹤归道山了。字真好，行书，有《兰亭序》帖的味道，可惜天不悯才啊。
　　
　　再看一遍文章，范玉成头上冒出了一层热汗，文中说望江楼毁于1967年春，这就失实了，分明是1966年冬！听说市长还年轻，不到五十岁，又不是本地人，恐怕没有细细考察，就轻率地作了结论。
　　
　　范玉成说：“这碑暂不能下刀，一定要改过来。”
　　
　　儿子急了：“爹，我们只管刻就是了，这不是我们的错。再说，人家市长会改吗？再说书写的人都死了，谁能把墨稿改正过来，而且风格丝毫不差呢？”
　　
　　“若市长不肯改，这个活儿我们退了！碑者，史也，是留给后人看的，不能以讹传讹。”
　　
　　儿子不做声了。
　　
　　顿了一阵，儿子说：“爹，您还没去望江楼吧，我陪您去。”
　　
　　范玉成一甩手，说：“不去！”
　　
　　第二天一早，范玉成让儿子把公园的负责人找了来，当面说明了情况。
　　
　　主任姓陈，很年轻，不到四十岁，大学中文系毕业。听完范玉成的话，说：“我就去找市长，谢谢范老的提醒。”
　　
　　中午快吃饭时，陈主任兴冲冲地回来了，说：“华市长让我转达对您的敬意，而且交代一定要改！”
　　
　　范玉成呵呵地笑了。
　　
　　“文章好改，只是这墨本上的字怎么改写过来呢？”陈主任问。
　　
　　“你放心。这位老书法家的字，我熟悉，要改的字，我可以补写得和他分毫不差，这个功夫我还是有的。”
　　
　　一个月后，《重修望江楼记》碑刻好了，看过的人都啧啧称赞。
　　
　　父子俩走之前，认认真真地登上了望江楼，看古色古香的横梁直柱、飞檐翘角，抚红漆栏杆、雕花门窗，品匾额、楹联的内容和书法，确实可称之为杰构。他们登到顶楼，骋目远望：湘江如带，白帆点点；远山似簇，村镇笼烟。
　　
　　范玉成对儿子说：“刻碑的人，责任重大，历史是不能作假的。否则，我不敢登上这望江楼，我怕前人责怪，后人唾骂！”
　　
　　儿子说：“爹，我会记在心里的，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