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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 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亲又说，如果这样，他也要死在这里，因为背着黑锅地活还不如不活。 哥哥又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三具尸体上北京去…… 话说到这份儿上，劝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觉得女儿当兵不成，又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是双倍的不幸，我从内心里同情他们，希望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甚至已经暗自决定，要给他们双倍的丧事费，并亲自参加葬礼，尽可能地让周边邻居不要歧视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更想用另一种方式来挽回尊严，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没办法，我跟部长商量，决定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上午即与县医院联系，中午刚过，这边便派出车辆去接人。人是两位妇科医生，一老一壮。两位在活动室里待了不足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电话是打给我的直接领导参谋长的，参谋长问清情况，训我说，医生是他们人武部喊来的，我们怎么能信呢？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在这件事上我是不能完全相信人武部的，因为这中间有个责任认定的利害关系，照现在“完好无损”的话说，他们就没责任了，否则责任全在他们头上。参谋长要求我明天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地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一样很快地出来，给出了几乎和昨天连措辞都差不多的报告：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有问题”的那位军医：一个人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就出来了，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的，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只办公室里，惊慌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感觉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明显不是同一人。她说，虽然那天检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1人（几年来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的，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军医认为是对方把人换掉了，目的是想敲诈我们。这我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虽然死者和生前判若两人，但系同一人的证据还是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颈上的大红痣，入伍后才剪的齐耳短发，等等。再说，谁愿意以死来冒充一个人？我断定错误肯定出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把人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其实，听军医一说当时体检的情况，我们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她个人在几年中也仅发现“她”一人，所以体检时医生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了，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姓地喊，只是吩咐护士安排人依次一个个进来，她依次一个个检查，只要没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事情就很简单，她出来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如果其间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作“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了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包括“连男朋友都没谈过”，这都是“她”的原话。有了“她”的名字，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人后，她出去单独把“她”的表找出来，亲自写上意见，是这样写的：据本人述，未交男朋友，但检查发现处女膜破裂，属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组织上慎重对待。至于其余人的表，军医说，都是护士先盖上“正常”的章，她只是签名而已。 说真的，军医说的“流水作业”的体检法，在医院是很常见的，像照X光、做心电图都是这样的。但据我所知，最后填表时本人都是在场的，在填表、交表过程中，军医应该有印象，“她”的表是不是真正交给“她”的。军医说，因为“这项”检查带有隐私性，所以医院在安排体检程序时，历来都是把“这项”检查放在最后，这样这边的体检完了，等于所有体检内容都完了，所以也无需将表交还本人，而是由她们直接上交院相关领导。我问军医还记不记得“她”当时报的名字，军医说当然记得，叫×××。 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谜底已经揭晓。不用说，事情肯定是这样：“她”看军医查出情况后，故意报了死者的名字，从而造成军医“张冠李戴”。现在，我们所有天真或虚妄的想法无疑都应该收起，想想到底怎么样来平息这起人命冤案才是当务之急。 怎么平息，当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么闹腾。应该说，基本上没闹腾什么，他们只提出两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个是解决死者的丧葬费，一个是希望部队带走死者的妹妹。参谋长甚至没有向部队请示，就私自应允了对方要求。只是事后发现，死者妹妹年龄尚小，才十五岁，我们建议过一年再来带。但对方死活不从，也许是怕我们过后反悔吧。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参谋长只好安排我留下来办死者妹妹入伍手续，他和军医准备先走。走之前，参谋长要求我不要耽搁，尽快归队，因为我可能还要往这边“跑一趟”。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我想岂止是可能，而是肯定的，用军医的话说，即使把“她”枪毙都够罪！也许吧，她事实上间接地犯有人命案，这样的人退回原籍是便宜“她”了。不过，这话由军医说出来，我总觉得十分刺耳。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傲慢的部长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极点。我在想，她当初为什么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盖过去了，不就什么都没了。但现在几乎什么都有了，死亡，悲剧，闹剧，笑话，故事，谣言，传闻……都有了，暂时没有的，也可能接着就会有。一波未平，一波即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厌倦和恐惧。也正是这种情绪，促使我主动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因为参加葬礼，我多滞留了一天，到参谋长他们走后的第三天，才办完死者妹妹的全部入伍手续。第四天上午，我带着死者妹妹启程归队，至此我停留富阳的时间已超过一周，而愿望中的富春江之游还是没有游成。这叫没缘分，缘分不到，即使到了它身边也是白到。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与死者妹妹相对而坐，姊妹俩的长相和神情是那么相像，以致使我常常产生幻觉，以为这还是在去富阳的路上。那一路上也是这样，我和死者相对而坐，但七八小时中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像个犯人似的，一直畏缩着，连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经有一次，她恳求我告诉她她犯了什么错。按说这不是不可以告诉她的，反正迟早她都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间，我对她打了个官腔：组织上会告诉你的。我说的组织上是当地人武部，但其实人武部告诉和我告诉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我她有申辩的机会，对人武部她怎么申辩？我的一念之间的一个官腔事实上是让她失去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她，在火车上就告诉她，事情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累。当我想到，我马上还要这样重走一趟，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地累。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迷茫得很，不知我这是在回忆，还是在访梦？ （《红豆》2004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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