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女人，都愿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让男人喜欢。然而，仅仅靠外包装是不行的，还必须加上各方面的配合，才能避免在众人面前因一时的失态而影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和看法。面对女性，人们一下子想到的是容貌和气质。容颜是天生的，似乎无法改变，但气质却是后天形成的。什么样的气质最受青睐，虽然没有统一答案，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肯定是高贵。这世界，没有一个人给高贵下过确切的定义，人们可以按着自己心灵的尺度，任意拉伸这个概念。是显赫的出身，尊贵的地位，亦或是敌国的财富，倾城的美貌，乃至于一身烫金的衣服，一头古典的盘发，外加满身的珠光宝气。这些都不是，因为一旦剥下这些外在的东西，一切就会和别人一样，赤裸裸地一无所有。 这世界唯一偷不走，换不掉的是思维，这也是人和人唯一的差距。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高贵是高蹈的品质，洁白的精神。都对!但这些抽象的词汇,又是如此飘渺，要等到提炼后才能拨云见日。 那就看下宋庆龄吧！一身素服，不需要成千上百套衣服换着，也不需要保持苗条的身材，更不需要说话，静静地往那一坐，就是岁月风云里，一抹永恒的高贵了。你想像不出，她如果也像江青那样穿着制服，扎着皮带，挥舞着语录，台前幕后昂首挺胸的，会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有些事是她不做的，有些衣服是她不穿的。 所以说高贵是根深蒂固的，长在血脉里的东西，制约着你的行为，限制着你的思维。 女人之高贵，缘于灵魂之羞涩 。

一个父亲这样对他的女儿说“你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像花蕾一样把自己严严地包裹起来。”高贵就是如此的简单，在平凡的生活里，仅仅只是羞涩二字，也正因为这层层包裹，有些话你说不出口，有些事你做不出来，这就是你高于别人的地方所在。但这个差距要来自内心的笃定和良好的教养。 人之所以比动物高贵，那是因为在一开始就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外衣，这件衣服不只为了御寒，更多的是遮羞。后来人类发明了厕所，又用挡板一格一格地隔了起来，不是怕臭，而是怕羞。因为人不可能毫无隐私，开放地活着，所以说羞耻之心是决定你是不是一个精神贵族的最重要因素。曾经生活在上海的一代名媛 郑念在文革中，遭受严刑拷打时，一声都不吭， 有人劝她忍受不了就喊出来，她说我发不出那样的嚎叫声。如果你认为这是坚强就错了，那是因为文明的种子在她的心中根植的太深了。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正是他们的这种风范引领，在女性世界里呈现出了一道绝美的风景。

面对女性，尤其是面对那些轻浮的女性，男性公民大都会想入非非，甚至产生意淫，对他们缺乏起码的尊重，言谈举止间自然也会掺杂着某种轻佻。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女性的轻浮表现容易勾起男性不良的情绪反应。然而当面对一个举止稳重，气质高雅的女性时，无论如何，这种情绪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样的女性从里到外散发着一种含蓄、庄重、典雅、纯洁的美。面对这样的女性，能产生邪念的男子除非是心理变态和人格扭曲的人。中国人之所以对宋庆龄有一种普遍敬仰和尊重的心态，并将其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就是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美所散发的魅力。我们的开国总理周恩来称她为“国之瑰宝”。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赞叹过宋庆龄之美，人格之美与外在之美。有人说，宋庆龄和她的人生，就是一块天成的美玉。宋庆龄之美，源于自然，无需修饰渲染，无需精细雕琢。她的精神力量是她美的源泉。正因为这样，她的所作所为，亦如她的美貌，也是令人佩服和感动的，她成了东方女性美的一个代表和符号。

大千世界，红尘万丈。眼前的美女一波又一波如过江之鲫，但如宋庆龄那样令人尊重，让人赞叹和感动的女性却少得可怜。世俗的欲望裹挟着铜臭的污浊，将一朵朵娇艳无比的女性之花装饰得浓艳无比。虽然华丽，但不庄重，虽然光鲜，但不自然，虽然醒目，但不含蓄。这些女人要么扭捏作态，要么穿着暴露，要么大胆前卫，以潮女的姿态引领时代风尚。这些现代女性虽然貌美如花，但生命却像一张透明的薄纸，没有经历过岁月风雨的洗礼，其生命几乎没有任何厚度和重量，直白，浅露的心态让人一看就透。她们就像插在玻璃瓶中的无根之花，虽然外表漂亮，但其美丽不会持久，不会散发出迷人的馨香，而且更不能经历任何风吹雨打，只能供养在娇贵的花瓶之中，供人欣赏，成了人们欣赏，把玩的话题和对象。我们只要睁眼看一下我们周边的社会环境，靠姿色，靠外表吃青春饭的女性比比皆是。把容貌当作人生的资本，招摇过市，过一种不劳而获的优渥生活，成了时下不少漂亮女性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美丽是女性的资本，如果在女性的美丽中再伴以高贵的气质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             

前些日子，微博上许多人在传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晶亮的眼睛。岁月的风尘和时光的风雨当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郑念之美丽，是由内而外散发的。这位有着东方贵族血统的女性，一生虽然生活环境优越，但也伴随着巨大的人生磨难。面对这些磨难，尤其是冰火两重天的生活，一般的人很容易挺不过来，但她却用一个女性看似柔弱的身躯承担了常人忍受不了的苦难，并且以优雅的姿态去面对这些苦难。所有这一切与她良好的生活教养和人生智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正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一九三九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一九四八年秋，郑念夫妇回国。后来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在五六十年代，像她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的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一九八○年，郑念离开带给她痛苦的伤心之地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在大陆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那种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和人格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藉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出狱后，时隔多年她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文革结束，郑念获得平反，处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国时已经六十五岁，又积极去适应新环境，着书、演讲，抵御老来的病痛、孤独和飘落异乡的怅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九十四岁。

女性之美除了漂亮的容颜，更要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张志新、林徽因、张爱玲、郑念、宋庆龄、秦怡，等一个个精致典雅的女性之所以受人关注和敬仰，固然与她们的美貌有关系，但世上比她们美丽的女性不知还有多少，为什么人们单单记住他们，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当代的女性。这个世界上在不乏事业上做出骄人业绩的女性，但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些人似乎都是一些女强人、女汉子、工作狂的形象。他们虽然有令人称道的业绩，但作为女人，对家庭，对子女、尤其是作为女性特有的母性的那一面，总有许多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虽然对这样的女性人们也给与许多溢美之词，但无论如何在许多人的内心世界，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并不是真心的褒奖。“一阴一阳为之道”，男女有别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作为女人必须明白的道理是：女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在这个处处充满竞争，充满诱惑的社会，男人不再是女人的主宰，女人也早已不是男人的附庸。“男人追求的极致是成功，女人追求的极致是幸福”的名言也日渐黯然失色。女人学会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永远是最重要的，并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实现自尊，自重，自立，自强。任何渴盼男人赐予你幸福永远是被动而不安全的，也是不靠谱的。对此每一个女性都应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