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hu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甚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三）
　　
　　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草、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经营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
　　
　　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
　　
　　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我猜，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何况——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
　　
　　“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人呀，对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一对回藏村庄靠着公路，两个村子的孩子都顺着公路，和风驰电掣的卡车挤着上学。为了安全，服部给娃娃们买了一台拖拉机。但他有意只买一台。“若是买了两台拖拉机，肯定是回藏孩子们各乘一台，反而不团结。”一台车，就是要让孩子们习惯挤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