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忽然收到很久不联系的一位老同学的信息：“找个时间去南宁聚一下，看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校园，诳诳我们曾经廉价‘淘宝’的商场，走走我们曾经走过的林荫道……再不相见我们就老了……”。

　　再不相见我们就老了。这句话像一把尖利的刀子，穿过层层包裹的铠甲，直抵我柔软的内心。

　　窗外是一排高低错落的群山，一个黄色的十字形的脚手架和两栋白色的高楼遮挡了大部分视线，青山只露出“W”字型的脸部和斑驳不均的绿色。一团团乌云在山顶聚拢了又分散，看样子是想下雨，但还不曾找到合适的时辰。阳江路上，各种车辆碾着不同的声音从大门边经过，夏蝉躲在不茂盛的桂花树叶子里“叽叽喳喳”地叫。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不禁想起那首曾经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我相信，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人，没有谁不喜欢过这首歌，它是那么真切地写出了学生时代的内心感受，有些迷茫，有些惆怅，有些说不明道不清的期盼。

　　岁月悄无声息地从眉梢溜过，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转眼间，与这位好友分别已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我们忙各自的工作和生计，很少联系，甚至连电话都很少打，但彼此仍然深深地牵挂。

　　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拥有那么多美好的青春和梦想，拥有那么多单纯、快乐的时光。而那些真挚的感情、美好的记忆却在尘世的喧嚣中日复一日地蒙尘。

　　我们就读的学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教育学院，我当时之所以选中那所学校读历史，是因为想在南宁沐浴一下首府的文化气息。我是抱着“如饥似渴”的心情去学习的，但并没有想像中的收获。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背诵枯燥的“历史要籍”和在学生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活动中了。

　　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教务处负责团委和学生会工作的周主任，她那时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利索干练，很有组织力、协调力和亲和力。不知道为什么，她居然在100多人的录取新生中看中了我，第一天报到就直接点名要我到学生会负责“学习宣传部”的工作。我当时是极力地推辞，怕做不好。她是怎么样做的思想工作我记不起了，只记得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并成了她的得力干将之一。我们学院虽小，但校园文化却丰富多彩，校刊、文学社、记者团、学生陶研会等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最成功的是“校园广播站改革”，每个星期分别设有“体育在线”“音乐之窗”“文学欣赏”“影视世界”“校园新风”“听众点播”等栏目，并别出心裁地给每天都命名为一种颜色，例如“红色星期一·体育在线”栏目，“蓝色星期二·音乐之窗”栏目……当我把方案印发出来，面向全院招聘编辑和播音员时，报名者趋之若鹜，我也因此名声大噪。

　　毕业时，在留言簿上，周主任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大概是“才貌双全、品行高洁、思维活跃、开拓创新”之类。后来，她到一个县里当挂职副书记时，还专门写信邀请我去玩。再后来，我们的学院与其他学院合并了，她挂职回来后当了副院长，听说后来又当院长，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没有验证，二十多年不联系了，不知她一切可好？依然记得的是她朗健的谈吐、谦和的笑容……

　　班主任林老师话语不多，中规中矩，教我们中国史，教学水平不算好也不算差，带班的方法没什么创新但也不落后，平平淡淡才是真，师生两年，没有留下很特别的印象。矮个子的曾老师是《历史要籍》老师，他上课喜欢“神侃”，而那些根本不是知识要素的东西常常成为下一节课的测验题，我很不适应他的教学方式，常常不听他的课，有两次测验居然只得了20多分，为此他很“感冒”，但每次段考和期考我的成绩都很好，他找不到批评的理由。最后一次毕业考，我是班上唯一一个得80多分的人，毕业典礼上，他终于对我露出了笑脸。《世界史》的老师姓什么已记不起了（真是不好意思），他常常说三年的课程要两年上完真是太赶了。他上课的节奏很快，不能开小差，得不停地记笔记。很多人记的笔记，到后来复习时自己的字都认不出。他出题考试的难度很大，每次考试都有不及格的人，大家埋怨他，他就把我当作标杆：“你看某某不是照样考了90多分？”这些小小的虚荣大大满足了我年少轻狂的心，我没有仔细想过，花那么多功夫考的高分究竟有何用处。

　　“爱好文学”是那个时代的时髦。不只是我，还有很多文学喷青都执着地做着“作家梦”。那个时候，我还有强烈的创作欲，一天可以写好几篇稿件，有诗歌、散文也有小说。写出的作品一部分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部分都积压在箱子里。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我甚至主动帮中文系的同学写作业，有一篇分析《大雁情》中黄宗英艺术形象的论文我洋洋洒洒写了七八千字，中文系的教授给了从来没有过的98分。

　　副班长S同学是百色人，开学不到一个月就成了全班女生羡慕的对象。她有着琼瑶小说《窗外》那样的爱情经历，老公是中师的老师，对她疼爱有加。每个星期都会写给她一封厚厚的情书。每次拿到老公的信时S同学都会激动得满脸潮红，然后躲进蚊帐里慢慢地品味甜蜜的爱情，全然不顾朋友们取笑她。她大概两个月回家一次，每次返校都会带上一大包核桃让我们大饱口福。宿舍的门是天然的“核桃夹”，把核桃放在门缝上，用手推一下门，“嘎”的一声，坚硬的核桃就裂开了。吃的核桃越多，门缝上的一个个凹进去的小洞就越多。把后门压坏后又用前门压。终于有一天被后勤处的陈主任看见了，他把我叫去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一个学生会干部看到这种不爱护公物的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同流合污”，我慌忙深刻检讨，看在我做校园文化活动有功的份上，严厉的陈主任才没有对我们进行罚款。

　　有一次，S同学想回家却请不到假，我去学生处周主任那里“拉关系”也没用，请假条要管考勤的陶副院长批。为了让陶院长签字，我们几个人合伙演了一场戏。我带着S同学和Z同学，趁陶院长吃完晚饭刚收拾碗筷时进到他们家。院长夫人坐在沙发上，穿一件白色披肩，气质高雅，温婉亮丽。她见我们冒失地闯进家，并没有生气，微笑着问有什么事，我便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台词说出S同学由于好久不回家老公已另有相好的事，Z同学添油加醋把事情说得比真的还真，S同学在一边眼晴红红的作痛苦状。院长夫人马上帮S同学求情，院长大笔一挥，慷慨地在假条上签了字。回到宿舍，我们哈哈大笑，为成功玩弄了小聪明而得意。现在回忆起这件事，我突然想起，凭我们并不高明的‘表演’，院长夫人犀利的目光也许早就看出了端倪，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智慧和善良帮我们圆了一个谎，而这个谎让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有了一些斑斓的笑谈。

　　Z同学皮肤白皙、面容姣好，有一双妩媚的眼睛和娇滴滴的声音，很招异性喜爱。由于同是桂北人，又同是对读中师的错误选择“耿耿于怀”，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她的成绩也很好，在班上担任文体委员、团支部副书记，我搞广播站改革时，她是‘影视之窗’栏目的编辑，对我的工作很支持。

　　总是有男士去宿舍找她，或是老乡，或是同学，理由各种各样，其目的只有一个。有时候两个男士同时到宿舍“撞了车”，彼此有些尴尬，我便成了最好的“调和剂”，让座、倒茶、讲笑话，皆大欢喜。这些男士中不乏优秀者，但Z同学一个都没有看上，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作为好朋友，我极力地阻挠这场爱情，Z同学最后虽然听进了我的“良言”，但我们的关系却开始疏远。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功课太忙，她不想做‘影视之窗’栏目的编辑了，我大惊，知道是扼杀感情的“良言”苦了朋友的心。我说，你先做着，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辞职。后来Z同学没有再提出辞职，只是节目没有像以前做得那么好。毕业后，我们也曾通过一两封信，但后来各自结婚、生子，忙工作忙家庭，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L同学个子细小，性格天真，我们都叫她“小的”，但其实她的年龄比我大好几岁。也许是某一次段考她与我一同复习见证了我“押题”的运气，所以每一次考试都要缠着我，让我把一本书的重点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有一次我身体不佳，没有复习好，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她却对我撒娇，非要我理了重点后才给睡觉，气得我双手举着她就要往楼下扔，她赶紧求饶，并答应用她的秘密换取我的原谅。我并不想听她的秘密，她却反反复复跟我提起与男朋友的事。她说，男朋友是诗人，两人谈了多年，但最近分手了，原因是男朋友每次上街都不买东西给她吃，也不让她吃街上的串串。我说，这就是你不对了，这么大了还吃什么串串。她说，她就是喜欢吃。后来，他们是否和好我没有再问，我只是觉得这个“小的”真该找一个像父亲似的宠爱她纵容她的人。

　　玉林的Y同学是心直口快之人，她的很多经典语言和动作让我们想忘记都不行。有一次，S同学新买了一条裙子，在宿舍秀给大家看，她走着模特步，一边扭腰一边不停地问怎么样。Y同学说：“不怎么难看！”S同学当场气歪。从此，“不怎么难看”就成了我们全宿舍人的“名言”。还有一次，Y同学去洗手间洗脸，把近视眼镜取了放在床上。回来时，见对面床坐了一个人（她以为是个小姑娘），就凑上去问：“这个小姑娘是哪个学校的？”，她的脸几乎要贴着客人的脸了。等她戴上眼镜一看，“小姑娘”原来是个大男人。

　　X同学是我比较欣赏的男生，写得一手好字，也颇有些文学才华，加上我们是老乡，平时的交往便多一些。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正直、坦荡而又有些孤高傲世的人，心底里把他当成‘物以类聚’的同类。有一次，我取广播站的稿子时，发现他评论了我一首发在《南国诗报》上的诗，虽然评得很好，但有些言过其实，便扣压着没有播出来。后来，在邕读书的老乡搞了一次联欢，表演节目时我朗诵了他评论过的那首诗，得到了很多鼓励和赞美。我本来也没有当回事，可第二天却在抽屉里看到了X同学的信，他对我大加挖苦和指责，说我虚荣心强爱表现。我这人本来就一根筋，没有想到X同学是“吃醋”后的失态（我以为他如果有情于我，完全可以直接表白，用不上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一味地往自己身上找原因，觉得一个女孩子确实不应该抛头露面太多，便开始变得沉默，以后做学生会的工作都没有原来那么自信了。好在很快就毕业了，我也避免了虎头蛇尾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