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知道他，我就希望着能是他的学生。

　　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时的情景。那时候我刚上初一，在一个县城中学读书。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吃住在学校。早餐七点开饭，八点开始上午的第一节课。学校没有学生餐厅，食堂前边有一个小广场，装着些单杠、双杠之类的体操器械，有时候，学生就在这里上体育课。同时，就兼做学生的露天餐厅。各班学生按组打了饭，蹲着围成一圈，就开饭了。有一天吃过早饭，我和几个同学慢慢腾腾往教室走。有的同学馒头还没吃完，一边走一边嚼。我们前边，是几个高中女生。突然，几个高中女生雀跃起来，有人叫着说：“刘老师！刘老师！”她们的步子也轻快起来，朝着前边刚拐弯迎面过来的一个男老师拥过去。这真是很奇怪的景象。那时候的学生，不大习惯在课下见了老师后打招呼，一般是能躲就躲，躲不过最多含混地叫声“Ｘ老师”，许多时候甚至装着没看到老师免得说话。我不由得去注意他，他大约有五十多岁，瘦，高，穿一件蓝色棉布中式上衣。他一直在看着几个高中女生微笑，和熙的笑，或者可以说，是慈父式的微笑，是在外工作了一天的父亲回家看到迎候在门口的小儿女时特有的微笑。他显然是从教工食堂吃完饭刚出来，一手端了只半大的花瓷碗。几个高中女生围住他，一片欢声笑语。还剩着馒头的，从他的花瓷碗里捞了两只油辣椒就着吃，一边连连叫辣。有的同学了解他，说他是最好的历史老师，每年专接文科班毕业班的课。我看着他和他的学生，也希望自己是那几个学生中的一个。

　　这样的场景，以在后的日子里，我又多次看到。

　　渐渐地我知道，他是四川成都人，妻子儿女都在成都，只他一个人生活在华北平原的这个小县城里。他手里端着的那只花瓷碗，是他跟家乡和家人的联系象征，那里边盛着的永远是油炸的小干红辣椒，是他改不了的乡味，每次去食堂吃饭他几乎都端在手里。只知道他是“文革”期间到的这里，什么原因不清楚，也没听任何人说起过，似乎他就是属于这里的，属于这个县城中学，带着不变的淡定、温暖的微笑。

　　我想不到还在初中的时候就能上到他的课。一次，任我们历史课的老师缺课了，他来代我们的课。他提前好几分钟走进教室时，同学们诧异里都还着些惊喜。许多同学彼此对望，欣喜地说：“呀，换老师了！”一边忙着把历史书收拾出来。他还是蓝色的中式棉布上衣，手里一卷地图、一本教案、一根几乎和他等高的细竹竿——那是他习惯用的教鞭――他可以站在比较远的地方指点地图，而不挡任何同学的视线。他早把同学们的表现看个满眼，没说话，只脸上带着笑，跟学生们有什么默契似的。他平静地挂好地图，然后就站在讲台一角，双手拄着他的竹竿教鞭，笑咪咪地看着一屋子活泼泼的初中生。

　　那是我整个初中阶段上过的最好的一堂历史课。他一口成都风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得特别而好听。我记得他讲的是秦始皇初建秦朝的那一段，我第一次知道了地图对于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也第一次体会到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历史条款原来可以展现得有血有肉、具体生动。

　　那一节课，我们班的课堂纪律空前绝后地好，所有同学都在听讲。这简直是奇迹。因为那时候，地理、生物、历史等副科平时虽上课，但并不在中考范围之内。学校也不重视，师资也不充裕，有时候会空一段时间的课，有时候学校会安排课量少的政治老师去代生物课或者历史课。学生们对这些课自然也是能偷懒就偷懒，上课的时候有相当的同学看课外书、写其他主科的作业，甚至说小话，做小动作。

　　只可惜，他就给我们代了这么一节课。

　　很漫长，也很短暂，几年时间过去，我也成了文科毕业班的学生。他果真还教这个班的历史课。那时候，学校盖起了一座三层的教学楼，高中部整个都集中到了大楼里，文科毕业班占据着三层最南端的一间大教室。

　　整个毕业年级只有这一个文科班，班容量超大，有八十多个人，差不多一半应届生、一半补习生。教室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人。这样的班集体，明显不那么单纯了。应届生跟补习生的关系有些隔阂，有的同学存心跟班主任找荐，还有的开始偷偷摸摸搞对象，同学们之间矛盾不断，班主任老师常常谈班纪、班风问题，跟学生也是大大小小的冲突。班里很有些乌烟瘴气。

　　相对来说，他是这个班的灵魂。每次上历史课，他照例提前到教室。总有学生主动去接他，帮他抱着挂图、教案以及他手刻油印的大量复习题，再拎一只比普通水壶能大出一倍去的大铁壶。他不离手的还是那根充当教鞭的长竹竿，天长日久，竹竿已被魔得发乌发亮。文科毕业班的历史课教学任务很重，因为应届生在以前都没正规学，到了毕业班，又要学新课，又要把落下的功课补上。他油印了许多复习题，帮着学生们提高学习效率。

　　而那只大铁壶，是他心疼学生们艰苦，尽力给学生们一些滋润。大多数学生的家境都不富裕，但吃食堂填饱肚子没问题。比较成问题的是喝水。学校白天只在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定时供应十五分钟的开水，许多学生常常处于干渴状态，熬不住了就去喝凉水。他照顾不了全校的学生，但他尽力保证自己的学生不缺水。于是他特地找人做了那个特大号的铁水壶。

　　他自己有一间宿舍，也兼做他的办公室。冬天的时候，屋子里生一个炉火。他的宿舍外面还有一个用石棉瓦搭的小棚子，夏天的时候，炉火就搬到小棚子里。这是他唯一比其他老师受优待的地方。他那个火炉上，似乎总是一刻不停地在烧水。有时候，水开了，学生没来拎，他会自己拎上往教室送。六十岁的老人了，拎个大壶，阳光把他的身影在地上拉得更瘦更长。

　　从没有见过他训斥哪个学生，更没有见过他对哪个学生冷嘲热讽。也没有见过他格外偏爱哪个学生。每一个学生在他眼里，都一样受着珍爱。有一次，一个成绩很差、也根本不指望考大学的男生在历史课上睡觉。要在别的课上，最少几句难听话是免不了的，而他居然容忍。那个同学一直睡到下课还不醒，他走过去，像小孩子淘气般的，用手里的竹竿教鞭轻轻穿过领子去捅那个男生的脖子。那个男生猛地醒了，迷迷瞪瞪地看着他愣神。好些同学都笑了。他也笑了，用他独特的成都普通话说：“该醒了，课间活动活动，下节课不能再睡了。”然后，他走了。而从此，没有同学再在历史课上睡觉。

　　上他的课，与他接触，是单纯、是和谐，所以，同学们都愿意跟他亲近。而我，也终于可以在校园里看到他时欢快地叫着他，拥到他身边。

　　很快，高考了，我离开他，去读大学。他已过了退休年龄，可学校返聘他，他仍继续教着文科毕业班。

　　假期里，我会和其他同学约好了一起去看他。几乎所有上大学走了的，假期只要回来，差不多都会去看他。平时在学校，我也给他保持通信。他的信并不是写给我自己的，有一个高中女同学跟我同读一所大学，他每次来信，必定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然后是他独有的一句“两个闺女好”。我们两个闺女便愉快地在一起读着他的信。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见他的时候少了。再过几年，他也终于退休，回成都老家了。

　　他走之前，有人组织所有在省城的他的学生为他送行。那天去了很多人，前后年龄差了很多。他却像是看着一班学生，仍是满脸和熙的微笑。

　　他从成都仍有信来，还给我寄过两张照片。他换了西装，而且有了家人照顾，他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很好。看着他的照片，我猛地有些心惊：那么多年背井离乡、远离家人，他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同学们见面，彼此都打听打听他的消息。有的同学到四川出差，也一定设法去看看他。

　　直到前不久，又见到一个高中同学，照例问起他的情况，我得到这样一句回答：“刘老师现在是在天上。”我的心一颤，没再说话。

　　以后几天里，我时常想起他。这样一想才发现，我对他的记忆竟然很疏淡，能记起的就是上面写下来的拉拉杂杂的这些内容。终于找到一个理由自我安慰：比如春风，它暖暖地拂过万物，并不指望着谁会去记下它什么。知道它的好就行了，不必要去一一细数具体的好，也数不清楚。

　　我也相信那个同学的话：他现在是在天上。他这样的老师，离开人间后，肯定会到天上。

　　他这样的老师，可遇而不可求。

　　他，就是我的中学历史老师，他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他叫刘志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