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去世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颤悠悠的扁担，一张亮闪闪的锄头，我认为，这俩件宝物比金山银山还贵重。

我们一家，全靠父亲的勤劳，母亲的辛苦支撑起来的。

大集体时代，我们家六个儿子，一个女儿，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大俩岁，正是应了那句“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话。

生产队分得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吃半年，我和几个拿动掏苦菜铲铲的弟妹，一放学，分头出动，各奔东西，去掏苦菜。

鲜嫩的苦菜人吃，老的苦菜和根根喂猪。

虽然这样，还是个临时救急。父亲使出来浑身招数，半夜去离家三四里的沙窝里，西河湾开荒地，有时候一干到通宵。

开荒地，一要挖掉红柳沙蒿，平整好还要一锹一锹翻过，打好地堰子，挖好淌水渠。开一亩荒地，要费一个月的时间。

白天还不能耽误生产队的农活，稍微出工不出力，生产队长就要指责扣工分。开的生荒地只能偷偷摸摸种三年，头一年什么也不长，只能种黄萝卜，不费地。

第二年种点黄豆绿豆养地，第三年才能种小麦和玉米之类。不到三年，工作组和生产队割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充了公。

过去的开荒地被割尾巴就剩下几根毛毛，父亲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开荒不止，前前后后有几十亩。

母亲为了老母猪膘情好，产子成活率高，坚持一年三季喂鲜菜，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到露水冰凉地里掏猪菜，到腰间被恶露打湿，种下了病根。

就这样，还是入不敷出，父亲瞅机争取生产队让出外搞副业的名额，到工地上盖房，扣土坯，挖大渠，修路做桥。每天平均挣二元多钱，还要给生产队交一元二角副业款，剩下的补贴家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我们失学，父亲急得愁白了头。

弟妹们各自成家立业，生活都能自食其力，遵守父亲的信条：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没有多么大的成就，可都是挺直了腰杆的平民百姓，站起来是一座座山。

我和老伴年过花甲，已经退休。我为两袖清风，一间茅屋自足。

闲暇中，在网上栽了一株苦菜花，浇水施肥，吟诗作赋自得其乐。如果您有兴趣，在百度搜索：苦菜花刘文忠6个字，与你同乐共勉。

儿女们贤惠孝顺，我还是忘不了絮叨几句：勇挑重担为荣，勤劳致富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