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进腊月，母亲总喜欢买个猪头，腌制起来，那是为过年准备的。

　　那时候的猪头，几块钱一个，猪尾、猪耳、口条样样俱全，很是实惠。我家经济拮据，弟兄姊妹好几个呢，过年，只有靠买个猪头解解馋了。猪头买了回来，母亲要花些时间“收拾”，先洗干净，然后用一把镊子仔仔细细地把“漏网之毛”一一拔去，最后用食盐腌制，放上几天。没有完呢，后面有个漫长的工作等着，——找一根结实些的绳子，穿过猪鼻孔，扣好，把它系到门口的屋檐下，“风吹日晒”。远远看去，猪头威风八面，如果旁边再配上个钉耙，俨然就是唐僧的二徒弟猪悟能了。一般来说，“八戒”要忠心耿耿守护我家大门几十天，等到它的颜色由淡变深，白色变成酱紫色了，这时，猪头就要放到朝阴的一面了，再晒，就嫌老了，不好吃。

　　大年三十下午，贴完了春联，家里就开始熰猪头了。父亲抡起他那做木工的斧头，很潇洒地把猪头一分为二，放到家里最大的锅子里，舀满冷水。烧火，就是我母亲的事了，柴禾，父亲早准备好了。我和哥哥总是抢着往灶膛里拼命地添木柴，经冬的木柴非常干燥，腾地一下就着了，很配合地吐着蛇信一样的火焰，死命地吞噬着锅底，我们兄妹几个的情绪也随着火的跳动高涨起来。时间不长，锅里就开了，响起了笃笃笃的声音，和我们的心跳一样的快速。慢慢地，慢慢地，腊香从锅里渗出，片刻，弥漫了整个院落，老远就能闻见。熰猪头是个慢工细活，耗时间呢，急不得。等母亲揭开锅盖，吹散开雾气，用筷子轻轻戳一下，如果筷子能轻易地站在肉上，就大功告成了。盛起来，汤汁是舍不得倒掉的，要留着烧菜。

　　开始做“骨肉分离”的工作了。母亲剔得很仔细、很干净，和她做针线活一样。虎视眈眈的我们，围着、看着，不停地咽着唾液。调皮的我，常常把母亲剔得一干二净的骨头放在嘴里，咂吧咂吧地吮着解馋。这时，母亲总说，馋猫，捱不到过年？然后拿起一块块肥瘦搭配好的猪头肉依次塞进我们的嘴里。猪头肉下饭，这个时候，母亲肯定要多拿些米烧饭。那时，我的肚子真大，一大碗米饭，呼哧呼哧，风卷残云，能很快吃完。母亲偶尔会嗔怪一句，慢些，饿鬼投的胎。然后就笑笑，看着我们。

　　猪头肉好吃，但猪头并不好买。也难怪，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买什么都得凭“条子”（预先开好的发票），猪头当然是抢手货，得排队呢。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一九七六年，因为“四人帮”就是这年被粉碎的，我哥哥那时上高中，我上五年级。寒假一放，母亲就把买猪头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交给哥哥和我。我们是家里的老大老二，自然要为大人多做些事，老三和两个妹妹尚小，自然是靠边站了。安排两个人买一个猪头，母亲的意图显而易见，增加保险系数：一个人排队不保险，万一半途出去撒个尿或者拉个屎，回来就算你加塞了，有口难辩，得从头再来呢。接过母亲手里的十元大钞，弟兄俩个倍感责任重大，这，至少是那时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事了。我还算是个称职的候补队员，能恪尽职守，哥哥一来事我就迅速顶上，其他人也难奈我何。

　　问题是，连续三天，我们都没有买到猪头。因为，每次天不亮，我们去镇上的食品站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得老长老长了。显然，几个猪头是分不过来的，“条子”总是发到一半就戛然而止。食品站工作人员一宣布结束，下面自然是冰火两重天：买到的欢天喜地，喜形于色；买不到的是怨声载道，只能寄希望第二天了。终于，痛定思痛，我哥哥作出了平生的第一个英明决定：临晚去排，通宵达旦。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北风又开始肆无忌惮地刮了起来，刀子一样，剐在人脸上生疼生疼。食品站早已门前冷落，我们弟兄两个排在了食品站门口，偶尔，路过的人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我们全然不顾。冷了，跺跺脚；困了，哥哥就讲故事给我听，我现在还记得，讲的是有关“好吃先生”的事……

　　夜深了，天冷了下来，我们都有点扛不住了，难怪，河里都结冰了。我溜回了家，拿来了我父亲的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哥哥穿在身上，蜷缩到角落里，打起盹来。我更是感到的眼皮的沉重，睁不开眼睛。哥哥见状，吩咐我回去休息，太冷。我快撑不住了，心想，反正没人，提醒哥哥坚守岗位后，我回家睡觉了。

　　一觉醒来，已经四点多了，“不好！”我大叫一声，赶紧穿起衣服奔向食品站，老远，就听见喧哗声，队伍已经排得老长，像一条匍匐的长蛇，还好，秩序井然。我很骄傲地看到，哥哥排在第一个！第一个！哈哈，猪头稳稳当当了。说实话，我当时的成就感不亚于我后来考上大学。

　　太阳升起来了，我和哥哥抬着大猪头回家了，耀武扬威，真像两个凯旋的战士，左邻右舍投来的是羡慕和赞赏的目光。一到家，哥哥打了几个很响的喷嚏，接着就喊头晕，四肢无力……还是父亲有经验，说道：“受凉了，重感冒，赶快喝点生姜茶，上铺睡觉。”

　　夜里，哥哥发了高烧，母亲用湿毛巾敷在哥哥脑门上，陪着。北风在呜呜地叫着，煤油灯亮了一个晚上，母亲的身影也晃动了一夜。还好，哥哥沾了年纪小的光，出了汗后，第二天又生龙活虎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猪头肉，很经吃，一直吃到正月十六。